('<p>我生于1900年2月（即旧历庚子年正月）。这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义和团反帝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我一生中经历了清朝晚期、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其中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是解放战争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经十年文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自鸦片战争开始，几千年封建闭关自守的旧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此内忧外患、国弱民贫、天灾人祸、哀鸿遍野，农村更是千疮百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又陷于连年军阀混战。从1912年至1928年，十七年间，中华民国如走马灯似的共变换了十三届总统、四十六届总理。有的总统、总理仅当了几个月甚至几天！袁世凯则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
1928年蒋介石军队到了华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又发生蒋、冯、阎混战，十年国共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祖国大地连年战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英烈舍身流血，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推翻了三座大山，才彻底结束了战乱。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此中国人民才有了真正统一独立的国家！我则犹如一叶小小扁舟，随着风云激荡的时代洪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新中国。
过去我总觉得个人生活的历史是无可称道的。故郭沫若老和《大公报》著名记者、老友杨纪（真名张篷舟）热心地要为我代劳写回忆录，我均未同意，殊深抱歉！
1958年初秋，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到沪来家探望时说：“徐冰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和大家早就要你写回忆录，待你把素材完成后，再请人进行文字加工，此事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他的口气似乎给我一个任务，使我逐渐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所联系，客观上反映了社会的演变。因此，我就很高兴地写起我的回忆录了。但我从未写过长篇文章，要理顺浸透在泪水里的一把乱麻，确实感到是个棘手的难题。
1961年初，我从上海迁来北京，一时找不到合适房屋，暂住金鱼胡同和平宾馆。这段时间较有闲暇，几经考虑，决心动笔试试，便开始草就了回忆录的一小部分。此后，迁居王府大街报房胡同后又写了些，政协文史组认为满意，嘱我继续写下去。到1963年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横遭入狱隔离审查五年余，到1973年5月才彻底“解放”。接着政治学习几年……总之，客观的种种干扰和主观上身体不好，实无时间和精力再行执笔了。
以后见《革命史资料》第五期及《上海党史资料》第四期，张执一同志写的《我所知道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文章里，有关我的一节和田云樵同志（解放后上海机电局党委书记）在《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四期里《奋斗一生的董竹君》一文给我以很大的鼓舞，亲友们亦热诚勉励，使我体会到继续将自传体回忆录写成的必要性，遂于1978年在北京香山居处及1981年在美国女儿家又写下了一部分。
由于我童年、青年时的遭遇，在我心灵中曾播下一颗种子：我恨世间贫富不公平。我虽曾有过一段“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我看到的始终是国内外劳苦大众和苦难深重的双亲以及许多亲友们的悲惨生活。想为他们干些事，是我从青年时起一直追求的目标。
我憎恨邪恶，同情弱小，反对压迫剥削，渴望平等自由，不断地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和真理。我恨人们头脑里的“私心”，人类应该换上“公心”，同心同德走向世界大同，齐心协力向大自然索取，以谋求人类真正的幸福生活！人间乐园并非蜃楼，我憧憬着人类未来的美好世界，认识到应自我奋发图强。
以我一种美好的憧憬和个人倔强的个性，看到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五四”运动的影响启发和阅读了进步书刊，接触了进步人士等原因，使我能毅然摒弃荣华，先后跳出两个火坑。其后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认识到自己做人的信念和人生追求是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相吻合的。它激励我同情革命，趋向革命，支持革命，参与革命，在革命浪潮中奋斗，强化自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真理的信仰。一生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矛盾，从而能在复杂的事物面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有了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步伐。
1927年国共第一次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时，我营救了四川成都师范大学学生文兴哲。1930年秋至1935年我创办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和茶室，直至解放。在这段时期为党的事业出资、出力，开展了革命的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