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仔！”
“外地仔！”
我傻愣愣抓着信纸，猛地回过神，看见胖子已经走到跟前了，一身肉随着步伐发颤。
“诶你信够多的，拿了你那么多还有。”他伸手作势要抢，被我避过去，低头接着走，满脑子都在想李免的事。
没想到这人还跟上来了，在身后猛地抓住我马尾。我被扯得整个人一顿，手上信也掉了。
“你干什么！松开我！”想捡蹲不下去，只好反手去抓他，怎么也挣脱不开。
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扭打在一起。
也是赶巧，正值吃甘蔗的季节，街边到处都有削甘蔗的小摊。
我俩边上就有一个。老板刚切好段，我顺手抓了一根就往后划拉，也没仔细看划到他哪里了，感觉头上松了，捡上信纸就往家跑。
晚上，伏在桌上写回信，好几封刚下笔就撕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思前想后，还是拿了IC卡飞奔下楼。
宿舍楼下有个公用电话亭，每晚都排长队。在人龙中挪动了半小时才轮到我：
“吴叔叔，承承在吗？”
“哎呦，是鹿鹿吧，你们现在怎么样？那边挺好的吧，家里都下大雪了，你们那是不是还很暖和？”
“对，挺好的……”
“你爸妈工作还好吗？”
“都挺好的……那个吴叔叔，承承在吗？”
“啊，她补课还没回来，这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学奥数。”
“……好，那我以后再打，吴叔叔再见。”
“等承承回来，我让她给你回电话啊。”
“不用了，这是公用电话……我家电话还没装上。”
一时半会儿也装不上，因为宿舍没有预留电话线。
48秒，我挂断，垂头丧气离开了队伍。
——
第二天上学，老师说我把胖子眼睛划伤了，他家长不依不饶，又把我爸叫来学校。
从小到大我都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没想到在这短短时间里，家长已经“二进宫”了。
回去路上，我们父女无言，经过一个饼摊。
我爸问我要不要吃点。
我说好。
两个人站在摊位前，我多嘴问了一句：“阿姨，这个饼是什么馅的？”
她回了一句方言，看我不懂，补充：“一块钱。”
我看看我爸，点头：“好，是什么馅的？”
“一块钱！”
当时不知道怎么了，特别执着于这个问题，笨拙地追问：“那它是咸的还是甜的呢？”
阿姨终于不耐烦甩出一大段方言，最后高声总结：“一块钱一块钱！”
对，她只会这么一句普通话。
那一刻孤立感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我俩淹没，脚像钉在地上了一样动弹不得。崩溃真正来临的时候，是个哑炮，摔出去，没声音的。
好半天，我爸领着我，说：“咱们不在这儿了吧，搬家。”
——
后来我们再次搬家了，是邻近稍大的城市，外来人口多，包容性相对强一些，我们一家生活回到正轨。
其实就是林孝诚所在的地方，我们成了高中同学。
我和李免彻底断了联系，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似的。听吴承承说中考前他父母离婚了，闹得很大，他受影响没考上重点高中，跟大家渐行渐远。
和吴承承依旧很好，只是大家没再提过那封信的事，她也好像忘了一样。
和徐之杨始终保持着联络，哪怕搬家又搬家，没有中断过。
魏潇一如既往地惊呆我。她翘了高考，背着把吉他独自去北京闯荡，成了北漂。
我经常看着那个陶瓷摆件发呆。秋千还在荡，但五个小孩都迎来他们不一样的故事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