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例如，克拉姆对于K的公职所拥有的到目前仅仅有名无实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中拥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力相比，究竟有多大分量？[3]
在村长家中，K又一次领教了城堡的真正权力。这种权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一系列曲里拐弯的复杂行使过程，这过程被记录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翻也翻不出来，谁也不会去过问。然而过程本身却是不可逆转的，正是这种昔日的权力行使过程导致了K今日身份的无法确定。K竭力抗争，想要扭转现状的发展方向，村长却用他那冗长、烦琐而又清晰的叙述，将真实情况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为的是打消他脑子里一切可能有的幻想，指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过一种异乡陌路的忧郁生活，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现状也不会有任何改善，而且还得小心翼翼，避开危险。在这里权力是通过记忆积累的形式来巩固的，K处在它的**威之下，他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他唯一可行的事就是屈服。在气愤之下他也说到他是被“诱骗”到此地来的，他这话并不是出自真心，村长也完全不赞成他的过激言论。
困难之处还在于这种权力是无形的，有关它的文件记录找不到，就连克拉姆的信也是以私人身份写给K的。但如果K以为可以不去管它，可就寸步难行了；它每时每刻干预着K的私人生活，K对它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克拉姆这只高处的鹰，单凭它那锐利凶狠的眼光牢牢地将K控制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内。在这种控制之下，K是否就可以无所事事、消极怠工了呢？不但不行，相反，他还得自力更生，朝目标做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才是克拉姆所要求的。他在那封私人信件中曾暗示道他所关心的，只是对K的工作能够满意。他既没有对K的身份加以肯定也没有否定，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也是含糊不清的，然而还要K在工作上使他满意。他将一切答案全留给了K自己。K必须自己去证实自己的身份，自己去弄清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根据这封信，K唯一可找的人是上司村长。这封信曾激起过K无限的希望和遐想，他以为只要找到村长，他受聘的事就有眉目了。他被障碍蒙住眼睛，完全没有读懂克拉姆的信。虽然村长再明白不过地向他做了解释，他仍然不服气。
人所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将在记忆中储存下来，这种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K也不知道，只有村长知道，但他却没法（或懒得尝试）将这种东西从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文件中翻出来；他向K口头说明了这种记忆，K不得不信。村长和他那影子一般飘来飘去的细小的夫人所担任的是记忆守护神的工作；在他那阴暗的小房间里，储存了数不清的信息，因为年深月久，根本无法将它们清理分类了。平时，村长和他的夫人只是默默地守护着这些东西，因为除了K，并没有人要来查询或穷根究底；愚昧无知的K是唯一要来查询的，他是外乡人，又有一股倔劲。于是村长只好苦口婆心地启发他，告诉他“差错”产生的原委和其不可避免也不可改变性；他要K听从城堡的安排，安于现状，认清前途。村长的潜台词是：在村子这个范围内，他可以到处转来转去，爱上哪儿就上哪儿，甚至可以说是受到某种优待，当然他得始终保持警惕，不然危险就潜伏在这种表面的优待之下。他必须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每走一步都要环顾四方”。
K一直想过“惯常”的生活，可是村子里没有“惯常”的生活，所有的生活都与职务紧紧缠在一起，相互渗透，这种现象是一种结果，是那不可抗拒的历史与记忆的进程造成的结果。这种现状对于村民们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每个人都遵纪守法，只有K总是莽撞行事，破坏纪律。显然，要让K明白个中的内情，一次两次的启蒙是绝对不够的。实际上，K永远无法启蒙。只要他在村庄里生活一天，就要犯错误；于是这些错误又变成城堡记录下来的新的文件，文件又被陆续送往村长那不见天日的保管室里，永久地保存下来；而K自己并不知道，也就无法根据文件精神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何况文件也并没具体告诉K应当如何正确地做某件事，表面上似乎任其自然，一旦K做了某件事却又被记录在案。
1997年2月7日，又一村
注释：
[1]《城堡》（《卡夫卡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
[2]同上，第152页。
[3]同上，第65页。</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