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一旦在K的灵魂里扎根，就显露出它的不堪入目的真实内容了。法庭既然设在人间，就脱不了荒谬和丑陋。法甚至将自身构成的这些材料以夸张的方式凸现于人面前：法庭上摆着**书充作法典，法官们偷鸡摸狗，下属们乱七八糟。法以这种方式展示着人类的惨状，也展示着辩证的魔术，并于无言之中告诉K：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人还是要审判自己，因为这是唯一的获救的途径。浑身都是正义感的K被震惊了，他要和法的腐败做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并非K脑子里那些浮泛的观念，实质是K灵魂深处的逆向运动，即意识到自己的罪。越斗争，越深入，这种意识也越清晰。最后他不是到了寸步难行，要两个人架着他走路的地步吗？似乎是K中了法的圈套，其实是法使K用本能的自欺引导自己进行自我认识。在法院办公室外面同听差的老婆经历了那场丑恶的纠缠之后，K又进到了办公室的里面。办公室所在地是与世俗隔开的，因而这里不存在丑恶，可以说是相对纯粹的地方。K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样的地方他更不能待，因为里面没有供他呼吸的空气，连大脑也在这样的氛围里逐渐麻痹，停止了思想。这就是他深入虎穴得到的经验。将K在法庭外面和里面获得的经验综合起来，构成了这样的印象：法是不能真正进入的，尽头是完全的虚空，探索到底必然同“死”相遇；法又并不是和“死”一样完全空虚的东西，它实现于人间，由世俗的罪恶所滋养，它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有这样多的执法人为它服务，有这样多的罪犯同它发生关系。
第二次审讯让K以死里逃生的体验大大地提高了对于法的认识。他在对于法的畏惧加深的同时，更体会到“他还是拥有自主权的”，因为他做的一切都出自自由的选择。
二、模棱两可的意识
K向法的内部挺进的目的是揭露法的腐败，以便有一天能推翻自己所受到的指控，战胜法。K就是这样认识自己的行为的。这种表面的或理性的意识是一种贯彻到底的自欺。自欺并不妨碍人对世界的真正认识，反而促成人的认识，因为在理性认识的下面，深层次的、逆向运动的潜意识在同时流动着。这种生机勃勃的潜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K的生命活动。它向K暗示的是相反的东西：人不能最终战胜法，人必定会失败；人的失败是一种犯罪，人可以犯罪，也只能在犯罪中意识到罪。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由理性支撑的自欺把握着K行动的大方向，由潜意识的自发运动形成K行动的节奏。听差的女人一同K接触，就将法的肮脏的内情向他展示，极尽炫耀和引诱之能事。如果K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的话，他就会因恶心而马上走掉。但K并不是一个单调而理性的人，所以他的行为同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一同那女人见面就把自己事先预定的任务搁置一边，先同这女人鬼混了再说（美其名曰：从法官手中争夺女人）。后来他又同作为候补执法人的大学生争风吃醋。他总是身不由己，离理性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法的魔力在作用于他。于不知不觉中，与法的对抗变成了与自己的理性的对抗，变成了一连串的胡闹，他就在这胡闹中洞悉了法的秘密，同法达成了妥协和统一。
第二次审讯已抛弃了被动的外壳，内在矛盾成了唯一的驱动力，因而比第一次显得少了些迷惑，多了些孤注一掷的味道。第一次审讯K主要考虑的还是撇清自己，这一次却是要去调查法庭的腐败了，完全是主动出击的派头。而同时，他那下流的本性也比第一次暴露得更多、更充分。性欲成了理念的反讽，分裂的人格导致滑稽剧底下演出着严肃的人生正剧。当我们说这是一次审讯时，指的就是这种二重性—既是法对K的继续审讯，也是内在的K对外部的K的继续审讯。空空****的审讯室，无人的开庭，男女之间的胡闹与争风吃醋，从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嘲讽，其实暗含着严峻的性质。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理由，连死的理由和借口都被剥夺了，他只好活下去了。但法要求的又不是纯粹的赖活，无可奈何的活，而是要由自己内部生出理由来，为这个生出的理由全力以赴地活，并在活的过程中将这个理由又一次否定。K到了法庭后因为没人管他，他就只好自己来寻衅闹事了。他恶意诽谤桌上摆着的法典，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抱着亵渎的心理同听差的女人鬼混，还同法律学生打架争夺这个女人，之后他又在法庭办公室羞辱坐在过道上等候的被告，还口出狂言，将法说得一钱不值。这一次，他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个无耻之徒，颇有街头流浪汉的派头了。这并不是说，他不再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规定自己的行动了。他仍然在进行那种不懈的努力，不论干什么他都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他攻击司法制度和法官是为了表明自己无罪；他同女人鬼混并为了女人打架是为了证明法的腐败或法不成其为法；他羞辱被告是为了当众宣布法的荒谬，从而抹杀法的存在；进入办公室是为了调查这个机构。所有的理由都是自欺的努力。他在自欺中闯进法的内部后，法于不言之中对于他的造反行动给予了最好的回答，这就是法不但存在，而且可以随时毁灭他—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可以让他丧命。这个回答同他理性上的努力相悖，同他潜意识里的觉醒相吻合。所以在经历了这场历险之后，他意识到也许他体内在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以迎接一次新的考验；同时他又认为自己还拥有自主权—即继续自欺的权利。理性和欲望在此达成暂时的妥协。
听差的女人作为法的帮凶，将法的意志表现得惟妙惟肖。她的一言一行都是**的、引起冲动的，K简直没法抗拒。糟糕的是她一边引诱K，一边又用她的丑陋和卑劣来打消K的欲念。这一场纠缠实在糟得不能再糟了，倒不是因为K没有得到女人，或K被彻底羞辱，而是因为K投入感情纠缠了一通之后，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自己到底是喜欢她，渴望她，还是鄙视她，要躲开她？一切都没法确定，也似乎毫无意义。他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成了个傻瓜；他这个傻瓜还不想走，又去和听差本人诉说他老婆的可恶之处。而听差本人说起话来更老到，更暧昧，他完全称得上是法律专家。可能他觉得自己光是说一说还不够，口头的宣传印象还不深，所以他怂恿K身临其境地去受教育，以便把自己的地位彻底搞清，将这一场审讯很好地完成。
虽然在这一次审讯中K的态度有孤注一掷的味道，但又并不是那种底气很足、很坚决的孤注一掷，而是同以往一样，犹豫着，犹豫着，不知不觉就做下了不可挽回的事。每一举动仍然是内部冲撞的结果。既然不开庭，为什么不回去？是为了不白来一趟；既然看到了法典就是**书，他的案子肯定没希望了，为什么还要待下去？是因为听差的女人有吸引力，而且愿意帮助他；既然接下去发现那女人是天生的贱货，完全帮不了他，还欺骗他，为什么还要站在那里胡思乱想呢？是出于好奇心。反正无论怎样总找得到借口来执着于法。犹豫归犹豫，取胜的总是魔鬼。同样，无论内部的欲望多么嚣张，无论流浪汉的举动多么不管不顾，法的铜墙铁壁始终岿然不动，暂时的取胜不过是失败的前奏。抱着希望来调查法，钻法的空子的K的眼前，展现着一幕又一幕吓人的画面，将他原来的设想砸得粉碎。这种因地施教让他懂得了：出路是绝对没有的，就连死也不是出路，因为没理由死。法院内部的参观过程就是为了让他体验死是怎么回事，但K在那里面却一点都没想到死，因为里面的一切对他毫无意义，他的所有的意义全在外面。被法，被他自己的理性否定了的K，仍然不能死，仍然只好活下去。在获悉了法的卑鄙的内幕，在对法充满了仇恨的情况下，仍然眷恋着法，同法纠缠不清，一门心思为法而活，这种内心的张力该是多么让人惊叹！犹豫是由内部的扭斗引起的，既然魔鬼长据灵魂，既然理性决不放弃称臣，犹豫就将永远是K的行动方式。犹豫是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在这一章里，犹豫使得他深入到了法的内部，那个生与死的界限上。由此产生的那种悟性又成为继续同法对抗，也就是继续内耗的动力。
第四章
一、一场特殊的忏悔
在这一章里自省又深化了，成了真正的自我折磨。落入法网的K变成了一个没事找事，整天同自己过不去，专钻牛角尖，甚至到了践踏自己的地步的怪人。他的个人生活随之消失了，一切活动都紧紧地围绕法转，睁眼看见的全是与法有关的蛛丝马迹，弄得他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行动诡秘，疯疯癫癫。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中，被压抑的欲望自然要找突破口了，他就找上了毕斯特纳小姐，将毕小姐作为对手来实行他的自我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有对手呢？因为K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欲望不是抽象的，他自身的规定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各种关系之总和。即使是落入了法网，这一点仍然改变不了。所以自然而然，被法渗透的生活仍然是生活，到处是日常的重压，否则一个人还能怎样活呢？K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胡搅蛮缠。他的绅士风度完全被自己破坏了；他不择手段，失去了廉耻，也不顾及自己的名誉，有时还穷凶极恶起来。总之他完全变了个人。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对法的追求的结果。他只知道自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逼，他只能顺从那股力量，虽然也有犹豫和后悔。焦虑、迷惑、痛苦、懊恼，以及小小的暂时的胜利喜悦，构成了这个事件的基本调子。可以看出，无论怎样自觉地追求，也依然是盲目的，离不了自欺这个前提。正因为这样，K在追求中的情感才分外的真实。他只是做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以说他是鬼使神差，但又似乎不完全是鬼使神差。欲望在心中发号施令，逼他一次次出丑，逼他成为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的笑柄，以便让他以后长期为此感到羞愧。
纠缠毕小姐的实质在于他要向她忏悔，他对她犯下的罪孽深重，一天不忏悔就一天不得安宁。这种认识当然只停留在K的潜意识里头，他只知道自己要找她，非找不可，找她干什么是弄不清的，也许真找到了的话，又会发生上次的丑剧，而不是忏悔。但是忏悔的对象因为同法有关系，所以就不能出现，K的忏悔于是成了没有对象的忏悔。这种忏悔同宗教的忏悔是如此不同，它不是先犯了罪，然后忏悔，而是让罪犯在进一步犯罪时去意识到罪。K的忏悔就采取了这种自我折磨的，没有神父的古怪形式。也许毕小姐的女友是代理神父，可能还加上上尉。只是代理神父的职能在这里不是倾听，不是抚慰和平息，却是挑起战火，使K内部的战争打得更激烈。K认不出这两个人的真实面貌，正如他认不出自己的本质，他将这两个人看作不共戴天的敌人，自己继续着犯罪的勾当，最后终于在这勾当里羞愧难当，将法为他设计的这场特殊的忏悔画上句号。当K溜回房间去时，不能露面的毕小姐也完成了任务。
法既然同罪分不开，就必然会涉及忏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是隐蔽着的，K一次也没有从理性上对自己的罪加以过清晰的归纳。症结就在于作为一个世俗的人，他意识不到这种罪，于是一切都只能发生在潜意识里，发生在那种不明的欲望里。毕小姐的女友和上尉就是促使这种模糊的欲望实现的媒介。他们是K从理性上极其反感的人物，又是法的使者；他们幽默的表演是为了促使K体内的欲望抬头，让欲望冲破虚伪的外部限制，将触及灵魂的忏悔真正实现。对于一个像K这种特殊性格的人，普通的忏悔显然是不够的，他需要强刺激；只有通过行动来使自我的分裂达到极致，才是他真正的追求。深知K的本性的法就想出了这种忏悔的形式，表面看似乎同忏悔无关，实际上它的深度、强度、直接性也许还超出了普通忏悔，又因其非理性的本质而更刻骨铭心。这样的忏悔对个人的生活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本身就在铸就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永不平静的、寻衅肇事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人是法的奴隶，也是自己灵魂的主人。每一次犯罪中的忏悔不是带来平和的心境，反而是使对抗更加激烈。被莫名其妙的气急败坏驱使着的人必须马上去寻找新的对手，新的事件，以便重新上演具有新的内容的老戏。仔细一回想，自从法侵入K的生活那天起，这种隐蔽的忏悔就一直在进行，凡K周围的人都是他的神父。K与毕斯特纳小姐在她房间里的交锋也是一次忏悔，只是程度要轻一些，K更加懵懂一些，所以事后还能马上进入梦乡。那一次之后犯罪意识就在他的心底潜伏下来了，他良心上不得安宁，所以才有了这第二次破釜沉舟似的行动。这一次K当然难以在事后马上进入梦乡，他的灵魂真正被触动了。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些特殊的神父只有当K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他们的罪行时，他们才出现在K面前；一俟K有所意识，他们就不出现了。所以毕小姐不出现，出现在K面前的是两个代理人。
二、女友的策略
毕斯特纳小姐的这位女友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K由于找不到忏悔的对象而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他是多么想解脱啊。这个时候女友蒙塔格小姐就出场了。她来代表法打消K的幻想，告诉他他所忏悔的对象绝对不会出现了，告诉他抱希望本身就是一件丑恶的、需要反省的事。蒙塔格小姐之所以做出这副恶毒的面孔来羞辱K，不是为了要把K赶走了事，她暗藏着隐蔽的策略。她用言语和行动向K表示：有神父的忏悔还够不上彻底的忏悔，只有用行动折磨自己，让自己蒙羞，才是法要求于他的忏悔。蒙塔格小姐表面同K疏远，故意冷落他，暗中又牵引着他，由此让K自愿上当受骗，受了骗之后陷入长久的自责之中，而法的忏悔精神也得到发扬光大。在事件中，K总是有错过机会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来自于自欺。蒙塔格小姐也许没有有意欺骗他，她只是造成一些诱因，K就主动入网了。于是K进入了自欺—清醒—再自欺的轮回之中，自欺是为了犯罪，清醒是为了意识到罪。
当K对蒙塔格小姐说毕小姐拒绝了他时，蒙塔格小姐就对K进行了一段长篇说教。这篇说教应理解成：代表法的毕小姐是不会断然拒绝他的，“拒绝”这种表达太严重；虽不拒绝他，却也不赞成他，只是派了她蒙小姐来与他谈判，一切都要看谈判的结果怎么样。这种隐晦的意思K当然没听懂，K也不必听懂，他只要有所行动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这场说教的核心是行动，是表明空谈没有意义。怎样才能让K行动起来呢？只有把他逼上梁山。蒙小姐的计谋很快成功了。K又羞又恼，为报复闯进了毕小姐的房间，进一步犯罪，随后又进一步羞得无地自容。K的行为应了蒙小姐在前面说过的话，即法对他的要求既不能随便答应，也不会轻易拒绝，暗示法给K提供的是一条无限的出路，永远不会有“是”或“不是”这样明确的答复，答案就在K的肚子里。K将蒙小姐的说教看作双刃的剑，要置他于死地的剑，这种看法只对了一半。因为K同毕小姐之间的关系的确是重要的，K约毕小姐见面这件事也的确是要认真对待的重大事件，K既然开了头，挑起了战斗，就要打到底。蒙小姐为完成法的任务就来逼K了—逼他活下去。蒙小姐并没有耍手腕，也没有夸大什么；弄错了的是K自己，这种错误也是没法改变的—因为要活。法永远模棱两可，K的理性认识只能偏执于一端。所以，蒙小姐策略的高超来自于法的高超。法怂恿人自欺，也怂恿人揭穿自己的自欺。在法的范围内，没有什么简单的问题，人只要开始体验，就开始了情感的纠缠；人只要开始思考，就陷入悖论中不能自拔。可见蒙小姐用长篇大论来解释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蒙着自欺的面罩的K才会把这种问题看作简单问题，可以用几句话说清的问题。
这一章的自省明显地加进了自虐的因素。自虐将氛围渲染得分外浓烈，能动性被更充分地调动起来，魔鬼般的欣赏能力在文章后面显露出来。
第五章
生存方式的示范
作为执法人的打手和看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教育K，将上级的精神通过言语或行动来传达给K。K在那个晚上看到的，就是法为了启发他而设计的这样一场戏。这场戏很惨烈，法将它的意志里吓人的那一面强调着，颇有要人万念俱灰的气势。在K努力尝试了企图通融的手段而不能奏效之后，打手举起了要命的皮鞭，一场命案就要出现在K眼前—当然只能是表演。在目睹了这样的场面之后，K如果没有自欺的保护本能，还能不魂飞魄散？法既收买不了，也绝不通融，那么罪犯除了坐着等死以外还能如何？幸亏K是一名被告，还不会马上遭到这样的处罚。按照法的规定他还有很大的活动余地，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规定为自己奔走，但逃不了最后的惩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法的启示就仅限于这一面吗？这场戏里还有一些暧昧的细节。
看守们理性上忠实于法，自愿受罚；但法的确是太可怕了，以至于他们在惩罚来临时丧失了理性，变得不那么驯服了。他们信口扯谎，编造故事，甚至不惜把责任往同事身上推，想让别人代自己受罚。他们明知法是骗不过的，出于卑劣的本性，也出于恐惧，他们还是要搞欺骗，而这欺骗必定又要加重他们的惩罚。对于被告K—未来的罪犯来说，这些情节暗示着什么呢？这里暗示的是不要放弃活的权利，骗也好，对抗也好，人要活就只能这样干，反正到头来逃不了一死，人就只能在活法上做文章。法并不主张坐等死亡降临，相反，法对反抗的举动倒是容忍的。如果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法也就没有存身之地了。那么K在发现了看守们在法面前的欺骗恶行之后，对法的意志该有了全面的领悟了吧。即使不领悟也没关系，他从来就没打算去死，离死还早得很呢。K理解了看守们的卑鄙，意味着他固执于自己要活的欲望。将心比心，处于法的**威之下，人怎能不为了眼前过关而卑鄙呢？难道真有不怕死的人吗？
目睹了酷刑的场面之后，就得将看到的情形时时记在心中，翻来覆去地体会。作为一名被起诉的被告，目前虽然还不等于罪犯，但被告的前景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法让K处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在时时看见前景的同时，时时企图改变前景。这又使人联想到前面听差的话，他说只有K可以揍大学生，因为K已经被起诉。被起诉而又尚未遭到判决的人可以尽全力造反，到了罪犯阶段就不行了，只能搞一搞欺骗。法的逻辑就是这样。所以K的地位是一种悬置，他不再等同于法盲（从前的K），也不同于执法者（罪犯），他是二者的中间状态。他在这场戏中从头至尾一直在企图改变法的判决；而在这样做时他又不断体会到“不可改变”这个法的宗旨。一直到了第二天，储藏室里的情景还在向K强调这个宗旨，以防他在精神上有任何的松懈。正视自己的最后归宿，同时不要放弃生活，要以积极的反抗来服从，是这场启发教育所要求于K的。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要求，而法，就是要K去做那不可能的事。这家伙总会有办法的。
第六章
一、奇怪的叔父
叔父的确是非常奇怪。K将他看作从过去生活中来的魔鬼，说明K早就隐约地感到了他身上的某些神秘成分。一开始叔父匆匆赶到城里，闯进K的办公室，立刻就向K打听他的案子。他是以不知情者的面貌出现的。他气急败坏，一心只想马上挽救局面。当K终于告诉他“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之后，叔父的情绪和态度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他变成了知情者，他不再急于打听案情的细节，而直接就为K考虑起各种对策来了。他议论法庭的话显得非常老到，将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得很充分；他建议K去乡下避难时也显得别有用心；他也非常善于调动K的注意力，善于把握他的隐秘情绪。最后，他和K经过争吵达成一致，去找他的朋友胡尔德大律师。这一切都发生在K告诉他案情的详情之前，使人不由得要怀疑叔父一开始就是知情者。再者他自己也声称在接到女儿的信时就猜到出了什么事。那么他起先的大喊大叫，他的逼迫都只有一个目的：迫使K看到案件的严重性，全力以赴来对付案子，而不是用自欺来拖延，来逃避。他和K的位置很快转换了。他不再关心K要说些什么，而是反过来教育他，他说案子糟透了，说这种案子是日积月累后的突然爆发，而一个人遇上了这种倒霉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积极投入，决不可用无所谓的态度将案子搞得更糟。叔父说话时使用的那些双关语完全是法的风度。当K还在犹豫时，他不由分说地把K往法这边拖，打的却是拯救K，让K尽快从诉讼中脱身的幌子。一切都做得那么不露痕迹，那么合情合理（法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K除了服从外，别无选择。直到好久之后K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位老叔父拖下了水（“拖”字在这里也是很可疑的）。
每当K落入了某种处境而又不自觉、不甘心时，法就会派出使者来向K强调这种处境，打消他的犹豫和幻想，让他变得脚踏实地起来，让他“认命”，这种认命又不是通常被动的认命，而是另有内容。做事风风火火的叔父将K从醉生梦死中惊醒过来，像从前一样担负起了监护人的工作—一种非常高级的监护。彻底批判了K的侥幸心理之后，他将K带到真正的导师—大律师的家里。于是通过这种半强制半自愿的办法，K又一次同法短兵相接了。这样看起来，叔父不仅仅是K生活上的保护人，也是他思想上的保护人。虽说K已成年，经济上已独立，谁能保证他不在思想上误入歧途呢？喜欢大包大揽的叔父又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他知道一切都要依仗于K的自愿，成功的动力全在K自己身上。所以他才同K辩论，通过辩论调动起K的能量和自信心，以迎接新一轮的挑战。这个表面粗鲁的叔父实际上粗中有细，料事如神。他在律师家的表现更证明了这一点。
叔父同律师是老交情，现在又为他带来重要的业务，当然就更有理由不打招呼就闯进律师家，也有理由对一切都不礼貌地加以挑剔。律师起先不知道他带来了“业务”，显得无精打采。这时叔父就同女看护发生争执，一心要找她的碴。他的这种奇怪的行动后面暗藏着阴谋，他要使K将注意力集中于女看护身上，而不是律师。一直到差点闹僵，他才摊出底牌：他是为K的事而来。律师立刻精神大振，从**撑了起来，病也没有了，因为他知道叔父带来的业务不是一般的业务，他说他就是为这个案子把老命搭上也心甘情愿。这时房间里出现了法院办公室的主任，律师、叔父、主任三个人立刻凑到一处来谈论法律方面的事，实际上是来策划K的命运。他们有意将K晾在一边，K也就顺理成章地中了叔父的计，同女看护列妮鬼混去了。一边是为营救K而进行的生死攸关的讨论，一边是被营救的对象同女看护在律师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这是多么鲜明的人的生存画面的展示啊！叔父从一开始就在暗暗努力使法的精神得到实现，也就是使法变为现实，所以他才会盯住女看护不放。现在叔父带K去律师家干什么是清楚了：让他同法纠缠不清，让人性的“弱点”充分发挥。这也是所有“案子”的内容。
虽然K中了叔父的计，或者说按他的要求同女看护鬼混了一场，K还是一点都看不透叔父。这诡计多端的老人等在门口，一俟K出来就冲上前来扭住他，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通。表面上他说了一大通粗话责备K，其实他的目的很难看透。如果从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话差不多可以看作对K的高度赞赏！谁还能像K这样大胆、有冲劲呢？谁又能像他这样敢于面对法来犯罪呢？甚至**偷到了大律师家里，偷到了法的鼻子底下？叔父当然也不是一味地赞赏K；他揭露K的劣行，主要还是为了让K明白他的罪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罪，将那可怕的前途再次端出来威吓他，敦促他更加竭尽全力挽救自己。
将叔父同法的关系搞清后，他的一系列古怪行为也就有了解释。他一开始就倚老卖老地冲进办公室，无视K的日常工作，是向他表明：现在只有法才是K唯一的工作，其他都见鬼去。接着他假装（也可能是真的）紧张，要K吐露真情；在询问K时，他严肃到极点，是为了强调法的至高无上，为了让K少一点矫饰，正面对待这件事。包括他后来试探性地提议K躲到乡下去，也是通过激将法让K再次明白：法是躲不了的，必须拼全力来独自对付。K同叔父统一了看法之后，叔父就带着他去投奔律师。他说律师是“穷人的律师”，也就是说，他只为那些最需要辩护的人辩护。叔父的一系列举动就是为了告诉K：他现在一刻也离不了法了，马上行动起来为自己辩护是唯一的出路。将K的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一切条件成熟，他们坐上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律师家。当K误认为他是要同律师面对面讨论案件时，叔父却用计谋将他调遣到女看护列妮的身边。因为抽象的讨论对K没有意义，K此刻的当务之急是到女看护身边去发挥。也就是说，他只有在犯罪当中才能体会到讨论的主题。待K同列妮尽情发挥过后，叔父又老谋深算地等在门外，以便将K臭骂一顿。后来他就不再出现了，他完成了监护的任务。
这样看待叔父是不是将他过于复杂化了呢？或许他做的一切并不是有意的，他只是履行了法的神秘职责，也就是说，他是受法调遣的木偶。但结果不还是相同吗？人的主观意图无关紧要，值得追索的是生活；而生活本身，是一部复杂的侦探小说。只有那些饱经沧桑而仍未被征服的人，可以看出内在的复杂结构。</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