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到一个拐角，他又忽然停下来对我说：“你暗暗得意了吧？老实说，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不过既然被你撞上了，你就要提前走运了。看我们，苦斗了这么多年才捞到一个抛头露面的机会。你要好好干，小心谨慎，飞黄腾达的前景就在眼前。”
他们的会场令人沮丧极了。听众已经走了一半，还有人在陆陆续续走掉。留下没走的人完全不听教授台上的发言，一些人玩扑克，一些人聊家常，还有一些在剥瓜子什么的，我还注意到一个家伙双目紧闭，呻吟似的大声发感慨：“说得多好啊！简直令人陶醉！想想看，他竟不停地讲了三十五分钟，这可是罕见的。据我统计，别人讲这个题目最多讲二十五分钟，超过一分钟也做不到！这回他可创了纪录了！”
我的朋友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站在会场门口，横蛮地拉住每一个要出去的人，将他们赶回座位上去。朋友自己手里还拿了一把大扫帚，遇见人向外跑就用扫帚猛扑，打得那人只好乖乖退回去。就这样剩下的一半人总算诚惶诚恐地留在会场里面了。当然谁也不朝讲台上看一眼，我也就没有必要作为政府官员上讲台了。我的朋友对我说，我只要把守住门，不让任何人出去，这次演讲就大大成功了。而且这个成功直接由我促成，这难道不激动人心吗？
我朝台上一看，发现教授脸上的表情也是漠然的。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说那些惊世骇俗的话，而是手里举一张报纸在念。他的声音缓慢而厌倦，每读一段他就停下来一声不响，于是朋友的妻子（她是一个面相刻薄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就拿过话筒去，口里重复着诸如此类的话：“演讲团是人类的救世主。”“演讲团的功绩如泰山。”“演讲团毫不顾忌听众对她的看法，因为她是真理的化身。”
她说完后，教授重又往下念报纸。待我细细一听，才知道教授口里发出的声音根本不是在念报纸，而是天晓得的一些什么话，既不连贯，又无意义，根本听不清。他手中的报纸只是个幌子罢了。这位浑水摸鱼的教授，还为这次演讲要了一个很高的价钱呢！我的朋友就爱信任一些这样的人。观众安静下来之后，我心里那个迫切的念头就开始折磨我了。我渴望有人注意台上的演讲者，这一来，我的朋友就会紧张起来，叫我上台去充当我原来的角色了。
我四处张望，想搜寻到一双专注的眼睛。但是没有，绝对没有。所有的人都将台上的发言者忘记了，连那个发感叹的家伙也睡着了。再看我的朋友，他也在昏昏欲睡，嘴角挂着惬意的微笑。这只猪，除了利用别人之外一点人之常情都没有，生性残忍的家伙，我白指望他了。想到此处，我气愤地迈开步子朝讲台上走去，我在台上拖过一把椅子坐在教授旁边，然后朝下一看，发现根本没人看我，我的朋友眼皮都没抬一下。就这样一直到散会，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位政府官员在台上。
一散会，他们三个就朝一个办公室飞奔而去，我也跟在后面。原来他们是去与邀请单位讨价还价。他们用下流的语言骂对方，想多捞点钱，三个人都叉着腰，争得脸红脖子粗，逼得对方只好让步。我在旁边又气又羞，只好一个人先回去了。
晚上分钱时我也在场。教授瞪眼看了我半天，犹豫不决地对我的朋友说：“这个人，你看该怎么办？他没有起什么作用，只不过赶回来一两个逃跑者罢了。可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我们写信叫来的。我一发了那封信就后悔了，叫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什么呢？现在嘛，钱总是要给他一点的。”
我的朋友点燃一支烟，沉思良久，最后缓慢地吐出烟圈，说：“给他一点路费，让他走算了。他和我们在一块也显得很别扭的样子，我总觉得他是个外人。”
三个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还是让我留下，因为也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比如今天那种场合，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站在那里也可以吓一吓听众。朋友的妻子给我一张肮脏的五元小票子，外加一句带鄙视性的“坐享其成”。分完钱，我又听见他们拟出了明天行动的新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三人分头去一些地方散发他们印制的廉价名片，然后向那些收了他们的名片的人们索钱。教授振振有词地说：“现在我们的水平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几乎用不着我们去讲演了。只要一提我们的名字，大众就如雷贯耳，所以只要给他们印有我们大名的名片也就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了。这种方法有很多便利之处，收效也快。另外我认为这项工作用不着我们亲自出马，明天我们回来之后，就可以将这项工作转交给这个人了。反正他现在没事干，又热心，我们何不顺水推舟，就此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呢？”
朋友和朋友的妻子都认为教授出了一个好主意，既解决了他们人手短缺的困难，又满足了我心理上的需要，另外还为他们神圣的事业培养了接班人。可谓一举三得。
后来对于我能否胜任这项工作，他们又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没有合适的服装。担任这种特别的信使，一定要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才会引人注目。他们忧虑地在屋里踱步，狐疑地上下打量我，最后忽然异口同声地说：“好！就这样！这个人，用不着什么服装！”服装的问题就算是过关了。他们还有一个忧虑就是：我这个人脑子太迟钝，万一出了毛病，说出些不得体的话，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声誉呢？我立刻向他们发誓：我将只说那种含义深刻的语言，今天我在会场上已说了不少，应付今后的工作已经足够了。我甚至大胆地说了一个这样的句子：“商女不知亡国恨”。我说这个句子时，他们三人会意地相互瞧了一眼，似乎是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好，我雄心勃勃地出发了。所到之处一律给我以热烈的欢迎。钱虽不多，但总是有一点。人人都知道我是来要钱的，他们拿起名片看一看，做做样子，然后紧盯我的眼睛，用沉闷的低音问道：“二十块钱够不够？”我当然忸怩一阵，然后收下钱，说些“阳光普照大地”“麦苗儿青青稻谷黄”之类的话，然后开路。这样倒也干脆，免去了相互间的寒暄。看来我的朋友和教授他们的估计还是不完全正确：我一共到了三十二个地方，没有一个单位的人们是需要多作解释的，他们一看名片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看也不看，就直统统地问：“你要多少？”看来当今的世界是越来越有秩序了，用不了多久，每个人与另外的人都将心心相印，友好共存。
总之这项工作顺利得难以想象。我去找的那些人都给我以极高的评价，将我看作我的朋友的代言人，政府的高级要员。在分别时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弄得我大为感动。
飘飘然享受了几天好日子。就在我走完第三十二个单位，凯旋时，我的朋友突然朝我头上泼了一瓢冷水。那天晚上，朋友阴沉着脸，信也懒得写，坐在桌边若有所思，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也心事重重。三个人都不看我，似乎是种鄙视的样子。房间里的空气闷得难以呼吸。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傻乎乎地说了两句笑话。我一说完，朋友的妻子就将脸一板，命令我：“滚出去！”“那些钱，你到底私下里搞去了多少？”朋友冷不防一声大喝，犹如炸响了一个地雷，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拼命克制自己，沉默了一会儿。后来我就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言论。我说，一个人不应该对朋友乱猜疑，即使在外面听到种种谣言也不能轻信。因为看一个人，决不能只凭一时一事，而要作历史的分析。我到北方的这个城市来，可不是为了钱，要说钱，我在家里也赚得到，甚至毫不需要费大力气。我从一开始就是来追求精神满足的，哪怕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心里可是舒畅的。这一阵子我是收到了三四百块钱，但都一分不剩地交给他们了，我根本就不把金钱放在眼里，这从我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我的声音提得越来越高，到后来近乎尖叫了。
朋友听完我的表白，在桌上拍了一掌，说：“好家伙！我们就是需要弄清真相。你没有私吞公款是件好事。老实说，我并不完全相信你，如果你真的没拿钱，为什么要如此激动？不过这件事就这样算了，这种无头案是查不清的。在我们没盯你的梢的情况下，你悄悄走进一条没人的小巷，把钱塞进口袋，然后寄给你妻子，谁又会知道？好，不谈这事了，我认为散发名片的事不要再搞下去了，凡事都要适可而止。说不定有人正从背后攻击我们呢！”
沉默了几分钟之后，三个人忽然异口同声地劝我回家去。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没什么好待的”，到处都有可能中暗箭，有可能掉下陷阱，防不胜防。他们还说我已经出来这么久了，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跑，就不觉得乏味吗？这一类事，我居然倾注如此大的热情，可叫他们担受不起。他们一点也不想掌握我的命运，这种责任太重大了，而责任和义务是他们最厌恶的事。
我的朋友边打着哈欠，一边命令我收拾好铺盖，明天一早回老家，因为我和他们共同在北方工作了这么久，对我来说已经够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够用一辈子的了。再说空间的距离可以使我们在心理上更加接近。我一走，他又多了一个写信的对象，这实在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他说话时，他那三十岁的老婆就拿着一把大剪刀，将我的外衣的下摆剪成了一圈流苏，还后退几步打量着，说“顺眼多了”。
我孤零零地提着箱子回了家。
十天过去了，没收到朋友的信。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信。
终于有一天我顿悟了：不会再有什么信了。对于我这位高深莫测的朋友和他的同僚，我本来就只是一件道具，一个偶然的过客。他们之所以召我去，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致，或者是看中了我这不同寻常的虚荣心。他们的目的一达到，我就没必要老是停留在他们那个阶层里面了。也许我这一生中，前面还会有另外一些好日子，但我不该回顾，不管从哪方面说回顾都是不利的。
我仍然与那位出国的同行的妻子相遇，却不再避开她的目光，甚至盯着她看，我想看看她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终于有一回，她冷冷地说话了：
“你，还在想着那件事？完全不值一提的小事。过多地去想它真蠢。”
她倒坦然了。或许她已看出来我比她更坦然了。
因为出外巡游一次，我又从半空落到了原来的位置。所有的人都对我在北方干的那些勾当装聋作哑，他们认为那是属于我个人的隐私，与我的品质挂不上钩，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人关心我在北方的所作所为，他们还将我的北方之行称为“卖橘子之行”。
“你那次去北方卖橘子，我们的社长大发脾气，差点下令要开除你。从这件事正可以看出上级领导是多么不理解我们的具体需要。为什么一个人就不可以有点自由，保留一点他的隐私呢？卖几个橘子难道就算犯错误吗？”同事之一愤愤不平地说。
“我在Z城参与了一桩诈骗活动，”我故意危言耸听，“你们竟会没听说吗？我分得不少的钱。后来那件事败露了，我就逃回南方来了。我还以为这事在这里满城风雨了呢。”
同事似乎有点耳背，自顾自唠唠叨叨地说：“我们同事多年，可说是贴心的老朋友了。平心而论，像你这样一位老职员，编了这么多的书，前不久还编了一本有用的好词典，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一位大功臣了。而我们的社长，动不动就侵犯别人的隐私权，我敢打赌，他自己的老婆也卖过一点什么东西。”
“我根本没卖橘子！”我喊了起来，“我告诉你，我是搞诈骗，我们天天外出演讲，冒充大学者，搞了不少钱，有一天我们还杀了一个人！这下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惊骇地捂住双耳，“别以为表面现象会蒙住我的双眼，我可是久经考验的老鸦。我听见什么了吗？没有！前年有一个人在我背后放爆竹，想吓我一大跳，可结果呢？我的眉毛都没动一下！这种事我经历得多了，别把我当小孩。我很同情上北方卖橘子的小贩，他们也是生活所迫呀，我能体会到在天寒地冻中奔波是个什么滋味，我们这些朋友全能理解你的心情。”
这个老家伙还掏出十元钱放到我的桌上，说是“表示一点心意”。那张票子被我毫不客气当他面拂到了地下。站在旁边的另外两个同事都弯下腰去捡，他们的脸上带着那种宽容的表情，微微地叹着气，又假装毫不相干似的讲了一些别的话。最后，在离开时，他们又偷偷地将那张十元票子夹到了我的书里。
由于北方之行，我在我们出版社成了一个特殊人物了。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另眼相看，暗地里称我为“哲学家”——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说我去北方是为了卖橘子挣钱，而哲学和卖橘子之间有种必然的联系。我很想将我在北方遭遇的事向一位朋友倾吐一下，但就是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听我讲。平时他们都很忙，没时间坐下来。只要他们一坐下，只要我一开口，他们就扯上卖橘子的事，大发议论。我将我的北方朋友从前写给我的信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又推脱不看，因为“信件是个人的隐私”，他们对隐私不感兴趣。临走时他们每个人总忘不了吹一通牛皮，说假如领导同意他们去北方卖橘子的话，他们绝不会卖得比我少，说不定还要多，意义还要深远。就因为碰上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领导，使得他们有才能不能发挥，真太窝囊了。说不定一直等到他们退休，还等不到一个好领导，所以这辈子他们是完了。
那天下午我去办公室，听见同室的老张正在大发感慨：
“卖橘子这种事谁不会做？可就有人偏偏因为这个成了哲学家！是我们的智商比他低，还是我们的学历比他短？都不是！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机运是决定一切的。那一天，我们看见这个人轻轻巧巧地上了火车，后来又在北方的什么鬼地方混了几个月，这一回来，大家就不由自主地对他另眼相看了。怎么回事？这就是机运。运气落到这个人头上，挡也挡不住。表面上，他还和我们大家一样坐在这里，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他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身份。有人不服气，效仿他去卖橘子，结果如何？奥妙在什么地方呢？奥妙就在于他是我们社里第一个想到去北方卖橘子的人。卖橘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第一个想到，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真糟糕，为什么我就没有第一个想到这种方法呢？”
这样类似的议论越来越多，我由厌恶转为恐怖。现在只要听到“卖橘子”三个字，我就心惊肉跳，拔腿就走。如走不脱，我就指着说话的人的鼻子大骂一顿，骂得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对他产生了误会。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骂的人越来越多，骂人的词儿也越来越随意，如“蠢猪”“蛆”“蚂蟥”“破罐子”等等。这些被骂的人根本不生气，他们全都认为我没有听懂他们话里的意思，所以一个劲地作解释，在解释时又将卖橘子的事扯了进去，又引起我一顿好骂。
无形之中，我把我自己与我的同事隔开了。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脾气不好”，从而避免和我谈话。如迫不得已，他们就在谈话时讲得飞快，使我听不清，还在讲完时补充一句：“这些话全是低水平的看法，请不要介意。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话高水平，桃子杏子，各有所爱嘛，这种事不能勉强。”然后一溜了之。
久而久之，我慢慢习惯了与周围人的这种关系，也没有那么生气了。日子一长，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凡事都有一定的名目，这个名目又是由众人于冥冥之中产生的，决不可更改的。比如我去北方这件事，大家都称之为“卖橘子”，这就是这件事的名目。我要想与人谈论这件事，绝对只能用“卖橘子”这个词，否则没人知道我在谈什么。
这样，我就在办公室假装无意之间与老张谈起：“北方的橘子为什么这样贵？我去卖的那个时候便宜多了。”
我说完这句话，老张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眼中闪烁着泪光，结结巴巴地说：“我早就想听你这句话了，只有你才是我的知音啊！我知道你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与我交流，但我没料到就是今天！对于这个卖橘子的问题，原来你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啊！我给你透露一个消息：最近我打算去N大学讲一堂课，我早就选中了你作为研究对象，我要去那里详详细细地阐述这个橘子的问题。”
“不过橘子的问题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一件附带的事。我去北方的主要目的是会见我的朋友，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大家听听，他是多么的谦虚，完全不提自己，却推出一位朋友，多么高尚！这就是才能的体现！我们这里太缺乏这样的人了，人人都在自我吹嘘，恬不知耻，哼！”
“请你在讲课的时候不要提橘子的事。”
“为什么不提？荣誉本该归于你，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我还要大肆宣讲呢！”
老张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稿子，要我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我写完之后，他笑眯眯地告诉我，这本稿件是他写的一篇有关我的哲学的学术论文，有一家显赫的杂志社即将刊用。现在我签了这个名，他就可以告诉那家杂志社我已看过了这篇文章，这就更有理由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关于卖橘子的事全都是用的暗示性的词汇，对具体的事物加以高度抽象，所以看起来就像一篇纯学术的论文，他这种方法也是向我学来的。他还说他和我应该精诚团结，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你来到Z城，车站空空****，连个人影也没有，凄凉的心情油然而生。最后你叫了出租车。”他突然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大吃一惊。</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