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敲门声打断了情爱游戏。
“开门。”夏夏打发立冬去。
“别出声，熟人会打电话的。”立冬强烈要求继续。门还在响，像擂战鼓。
“你去开门好吧？”夏夏撅起小嘴。
“石头剪子布。”立冬道。
“行，快点。”夏夏伸出小手，“我说一二三就出啊，不许耍赖。”
“回回还不都是你耍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输赢？”立冬裹着被子坐起来。
“就一局，一，二，三！”夏夏该出手时就出手。毫无悬念，立冬输了。
愿赌服输。立冬下床套上便裤和外套，夹着人字拖鞋，慢吞吞地去开门。门外的人还在敲，很急促。
“来了！来了！”立冬不耐烦地应门。
门开了，一团冷空气倒灌进来，立冬不由得全身一紧。
“你们这味儿怎么这么大？”在他眼前站着的是位中年大妈，烫着爆炸头，还染黄了，很有活力的样子。“要经常开窗通风，病菌才能出去，非典的教训怎么一点都没吸取。”大妈皱眉道。
立冬不知如何接话，只好问：“请问您是？”爆炸头不理立冬，横闯进门。立冬愣了下神，没拦住。
“你谁啊？大周末的，你这是干吗？”立冬急了。
“我是谁你能不认识？”爆炸头一脸的难以置信。
“对不住您，还真不认识。”立冬实话实说。
夏夏从里屋出来了，看到爆炸头女人，她笑着说：“张姐您来了啊，屋里坐。”
爆炸头瞥了立冬一眼，神气地走进屋，也不坐，两手背在后头，踱了几步，又伸出右手敲敲临近的墙壁问：“这间屋子是谁在租？”
“是我们在租。”夏夏赔着笑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隔断不能租了知道吧。”爆炸头面无表情，假装铁面无私。
“我们这间也不能算隔断吧，十几平米，不算小啊。”
“呵呵，算不算隔断不能看大小知道吧，这房子原来是两室一厅的户型吧，现在呢，三室一厅，多出来的一室，就是隔断。”爆炸头掷地有声。
的确，他们住的是隔断，三家人中立冬和夏夏是最后住进来的，没得选，只能住下。难得的是，这隔断还朝阳，地方也不算小，立冬和夏夏已经住了半年。
“谁说不能租的？”立冬语气僵硬。
夏夏用胳膊肘捣了立冬一下，跟着翻了一眼，说：“是上头的意思吗？”
“是上头的意思，地下室和隔断房都不给租了。”爆炸头冷冷地说道。
“那楼下地下室不还是住得满满的”立冬不服气地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里有人的？有也得搬！”爆炸头双手叉腰，气沉丹田，摆出要大战一场的架势。
“行！搬，但是找房子得给一段时间吧。”夏夏笑着，把杯子放在窗台上，好言好语。
“房子现在好找，一周够了。我也只是按照上头的意思来通知，谁都知道搬个家不容易，不过你们还是尽快吧。”
就这样，周末头一天，立冬和女友夏夏衣服还没穿周全，牙还没刷，脸还没洗，就鬼使神差地“被”宣布：你们的小窝“不合法”了。因为它不是原装，是二度创造的，有碍观瞻，有伤大体，实存隐忧。有关方面打算有备无患，有的放矢，准备有礼貌地将立冬和夏夏从2047号房间请出去。
“搬？”立冬望着夏夏苦笑。
“废话！”夏夏翻了立冬一眼，扭头回屋。
立冬猫下腰，猛冲到她背后，一下就把夏夏横抱到半空。夏夏随即大叫起来。
对外地人来说，在北京有两件事最容易让他们滋生漂泊感，一个是搬家，一个是过年。搬家和过年都是迁徙，只不过一个是小幅度的，一个是大幅度的，但性质都一样，人人都在寻找一个家。
有人说，大年三十晚上，全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另一个是北京西站。
北京西站的广场、大厅、候车室，永远是满满当当的，人们来了，去了——有的人抱着希望而来，有的人希望破灭而去。
无论什么时候看北京西站，你多少都会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它太大了——高而宽的庞然大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碉堡似的，四通八达的路径，整个一“小径分叉的花园”，一个人放进去，太渺小了——在这里，往往特别能体会到“人海”这个词的含义。
其实，不光是在大年三十，北京西站，这个吞吐量大得惊人的铁路客运站，像一个怪兽，每天都吃进去一些人，又吐出一些。对于一些人来说，北京西站或许是桃花源的入口，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这里未尝不是地狱的门槛。
千里和婵娟的妈——来自来安县城的中年妇女李绣花，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对襟褂子，正呆站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
这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她出的最远的一次门，在来安市下面的小县城，她活得如鱼得水，哪里是百货商店，哪里是菜市场，哪里有小操场，哪里有暗自经营的小麻将馆，对她来说，都像是棋盘上摆好的棋子，一个个分明得很。可到了北京，到了这个人挤着人人挨着人，可又谁都不认识谁的西客站，李绣花多少有点茫然和怯懦。
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读的大学，这一直是她的骄傲。现在大女儿千里毕业进了高校教书，二女儿婵娟虽然还在读书，但也长成了大姑娘。她算基本“完成任务”。</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