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水生喝多酒的时候，就喜欢缅怀他们壮志凌云的革命年代，还喜欢炫耀他接待过的上级大领导，尤其喜欢说他曾经不给哪个大领导面子之类的话，说的有名有姓有职位。
我爹有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会讥讽庄水生几句：“村委书记算个球蛋大的官儿，值得跟晒大粪似的天天翻弄吗？”
庄水生可不这么认为，他摇着头对我爹说：“命运就给了咱们一个村子大小的舞台，咱们就当上了村头，这要是给咱们一个国家大小的舞台，咱们就是国家主席呀。”
我爹自己端起杯子，喝干一杯酒：“你要是闲的球蛋疼，就天天来北坡跟俺栽桃树，别整天发白日梦。”
庄水生还是摇头：“我一辈子的政治生涯全部奉献给了桃花坞，不能再给桃花坞搭上俺这把老骨头。”
我爹愤愤地站起来，冲着庄水生大声嚷道：“咱们为桃花坞做什么奉献了？咱们这辈子除了祸害这个村子，做过一件人干的事吗？大跃进，咱俩带头砍光了桃花坞的百年老桃树；破四旧，咱俩带头挖了桃花坞贞节牌坊的地基石，不立贞节牌坊才镇不住那些乱搞的破鞋妖孽；搞革命，咱俩把桃花坞的得罪一个遍，俺抓你婶子当破鞋，你抓你二叔凑数挨批斗，这他妈的都是畜生干的事儿。”
庄水生被我爹说得有点蔫儿，低着头不吱声。
我爹接着说：“水生呀，干过的事儿，咱们得寻思个是非对错，一个从来不反思自己的人，他活的得是多么不要脸呀。”
经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段多么荒唐的岁月。而在当年，无论是年幼稚嫩的我，还是革命意志坚定的我爹，我们都甘之如饴。
接替水生当上村委书记是彭军。早些年，彭军远走江苏，在当地一家名牌家具公司学徒打工。两年后，彭军回到桃花坞，把村里几个木匠凑在一起，做了一个木器加工厂，为江苏的那家名牌大家具公司做贴牌生产。彭军的木器加工厂做家具、做沙发，也做老板桌。据说，那些年流行一股换老板桌的热潮，不管是大小公司的老板，还是党政机关的一把手，办公室里全部换上了老板桌，而且越大越排场。有所区别的是，公司的老板桌上摆关公或财神，党政机关的老板桌上摆国旗或党旗。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流行复古家具，房地产热潮催生家具热销，昶山的复古家具市场供不应求。彭军的木器加工厂越做越大，而且创建了自己的品牌，成为桃花坞的首富。富而优则仕，彭军接替庄水生，当上了桃花坞的村委会书记。用我爹的话说，桃花坞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让庄彭两姓轮流执掌桃花坞。
这一年的秋天，水生媳妇走了，检查出来就是肺癌晚期。文革带着小薇回到桃花坞，给他娘出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玉叶也回来了，她小时候是吃水生媳妇的奶水长大的。玉叶怀孕了，五个月已经显怀，挺着个大肚子给水生媳妇送殡。看见儿子带回家一个北京女朋友，庄水生笑逐颜开，恨不能化悲痛为力量，立刻把丧事变成喜事。对前来吊孝的亲朋好友，庄水生都不忘介绍一句：“这是文革的媳妇，北京人，大学生，还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
我进门的时候，庄水生又把小薇介绍了一遍，羞的文革满脸通红，他拽着庄水生的孝服，趴在庄水生耳朵上小声地说：“爹，那家大公司的老总是金枝姐，而且公司已经关门，您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出完殡，玉叶跟着我回了家，住进北坡的三间青砖大瓦房。进门的时候，她亲热地叫了一声：“爹”。
我爹嘴唇哆嗦了一阵子，他把云旗放下，走过来抓着玉叶的手，颤巍巍地说：“孩子，爹让你遭罪了……”
说完，我爹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直哭出了声。
晚上，玉叶跟我睡在一个炕上，她说她爸爸陈正坤也来了，住在昶山县城的酒店里。
玉叶问我：“我爸爸想来桃花坞，还想来看看咱爹，你说合适吗？”
我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问问咱爹。”
第二天早晨，我爹抱着一捆桃树枝准备上山嫁接桃树，我把陈正坤想来家里看望他的事儿说了。
我爹愣了愣神儿，沉吟了有一袋烟的功夫，他抬起头对我说道：“想来就来吧，俺一个快入土的人，什么事儿都不介意了。”
听我爹这么说，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刚要进屋去告诉玉叶，我爹喊住我，说道：“让玉叶告诉她爸爸，大大方方的来，不要有心理负担。”
我爹说完，抱着桃树枝佝偻着身子出了门。望着我爹的背影，我的心里有些酸楚，这些年来，我爹赎罪一般栽下一棵棵桃树，大概是想把他当年亲手糟蹋的桃花坞找补回来。不管历经多少心酸和苦难，我爹的心底还有十里桃花。心底总装着一份被自己亲手毁掉的美好，他活的得有多难啊。</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