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整个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勒克莱尔将军大街是交通枢纽，挤满了小汽车和摩托车，双向都堵得严严实实，中间还夹杂着开往市中心市场的巨型卡车。嘈杂而无用的喇叭声让比利·桑切斯烦躁不已，一路上跟好几个司机互相用粗话大声辱骂，甚至差点儿下车去跟其中一个打架。但妮娜·达肯德最终使他相信，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粗野的民族，但从不打架。这再次证明了她出众的理性，因为那时，她正尽力使自己不失去意识。
光是走出贝尔福狮子广场的环岛就花了一个多小时。咖啡馆和超市都亮着灯，就像夜里一样。这是巴黎一月份一个典型的周二，天灰蒙蒙的，到处都脏乱不堪，没完没了地飘着没能凝成雪花的细雨。所幸丹费尔-罗什洛大街还比较通畅，驶过几个街区后，妮娜·达肯德示意丈夫右转，把车停在一座巨大而阴森的医院的急诊入口处。
她需要有人帮助才能下车，但是并没有慌乱，也没有丧失清醒。在等待值班医生的时候，她躺在担架床上，回答着护士关于身份和病史的例行询问。比利·桑切斯带着她的包，紧握着她戴着婚戒的左手，感觉那只手冰冷无力，而她的嘴唇已经失去了血色。他一直陪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直到值班医生赶到，对她受伤的手指迅速做了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古铜色的皮肤，秃头。妮娜·达肯德没有注意他，而是望着丈夫，青灰色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别害怕。」她的幽默感无可抵挡，「唯一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这位食人魔把我的手砍下来吃掉。」
医生完成了检查。尽管带着奇怪的亚洲口音，他准确无误的西班牙语仍旧让他们大吃一惊。
「不会的，年轻人。」他说，「我这个食人魔宁可饿死也不会砍下一只如此美丽的手。」
他们有些茫然，但是医生用一个亲切的手势让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下令把担架床推走。比利·桑切斯紧握着妻子的手，想要跟上去。医生用胳膊阻止了他。
「您不能去。」他说，「她要去重症监护室。」
妮娜·达肯德再次向丈夫报以微笑，然后挥手告别，直到担架床消失在走廊尽头。医生落后几步，研究着护士在登记表上写下的内容。比利·桑切斯叫住他。
「医生，」他说，「她怀孕了。」
「多久了？」
「两个月。」
医生对这个消息并不像比利·桑切斯预想的那样重视。「你做得很好，的确应该告诉我。」他说完就跟着担架床走了。阴郁的大厅里飘着一股病人的汗味儿，比利·桑切斯站在原地，看着妮娜·达肯德被带走后空荡荡的走廊，不知道该做什么。之后他就跟其他等待的人一起坐在木头长椅上。不知道他在那里待了多久，当他决定离开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又黑了，雨还在下。他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置自己，他已经被这个世界的重量压垮了。
根据几年后我在这家医院的档案中查到的，妮娜·达肯德于一月七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入院。第一个晚上，比利·桑切斯就睡在停在急诊入口处的车里。第二天一大早，他在他找到的最近的咖啡馆吃了六个煮鸡蛋，喝了两杯加牛奶的咖啡，因为自从离开马德里，他还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然后他回到急诊大厅，想去看妮娜·达肯德。里面的人费了好大劲儿终于让他明白应该从正门进去。在正门那里，他总算找到一个做服务工作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为他充当翻译，跟看门人交流。他确认了妮娜·达肯德的确已经在这里登记住院，但是只有每周周二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允许探视。也就是说，六天以后。他试图寻找那个说西班牙语的医生，将其描述为一个光头的黑人。但是就凭这两个简单的特征，谁也没法确认到底是谁。
妮娜·达肯德住院的消息让他安心了些。他回到停车的地方，一个交警要求他把车停到再往前两个街区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而且必须是奇数门牌号那一侧。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栋改造过的建筑，挂着「尼科尔旅馆」的招牌。这家旅馆只有一颗星，前厅很小，里面除了一张沙发和一架陈旧的立式钢琴别无他物，但是尖声尖气的店主能跟说任何语言的人交流，只要他们付钱。比利·桑切斯带着十一件行李和九个礼物盒住进了唯一一间空房，那是九楼的一间三角形阁楼。螺旋形楼梯里飘着一股煮菜花的味道，他爬到九楼时已经快喘不过气来。房间的墙壁上蒙着暗淡的织物，透过唯一的窗户只能看到灰蒙蒙的内院。房间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巨大的衣柜，一把简单的椅子，一个便携浴盆，一个盥洗台，上面放着脸盆和水罐，所以在这个房间里待着的唯一方式就是躺在床上。所有这些东西不止陈旧，可以说是破烂不堪，但幸好十分干净，还带着一股新鲜健康的药味。
以比利·桑切斯的生活经历，这个建立在精打细算基础上的世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无法破解的谜。他到底也没弄明白，楼梯里的灯为何总是在他到达他那层之前就熄灭了，他也不知道如何让它再亮起来。他花了半个早上才发现每一层的楼梯平台处都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他已然决定就在黑暗中上厕所了，这时意外地发现从里面插上插销灯就会亮，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人们忘记关灯。淋浴间在走廊尽头，他坚持每天洗两次，和在家乡时一样，洗澡是另收费的，而且只收现金。热水由管理处控制，每次只流三分钟就停了。不过，比利·桑切斯还算清醒，明白这种跟他的祖国迥异的秩序无论如何总比外面一月份的恶劣天气好点儿。此外，他感到茫然而孤独，不知道失去了妮娜·达肯德的庇护，自己将如何生活下去。
星期三上午，他一进房间就扑倒在床上，外套都没脱，想着他那几乎无所不能的小妻子还在街对面的医院里不停地流血。但睡意来得如此自然，他很快就屈服了。醒来的时候，表针指向五点，但他无法判断是下午五点还是早上五点，也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窗外这座风雨交加的城市是哪里。他睁着眼躺在床上等着，一直在想妮娜·达肯德，直到确定天真的亮了。然后他去了前一天去的那家咖啡馆吃早饭，在那里得知当天是星期四。医院里亮着灯，雨已经停了，于是他靠在医院大门对面的一棵栗树上，看着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希望能碰到那天接诊妮娜·达肯德的亚裔医生。他没有看见他。午饭后的等待也毫无结果。最后他不得不放弃，因为他快要冻僵了。晚上七点，他喝了一杯加奶的咖啡，吃了两个自己从食品柜里拿的煮鸡蛋。四十八小时前他在同一个地方吃了同样的东西。当他回到旅馆准备上楼睡觉时，发现其他所有车都停在一侧的便道上，只有自己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另一侧，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罚单。旅馆的看门人费了好大劲儿跟他解释，在一个月的奇数日期只能在奇数门牌号那一侧停车，偶数日期就得停到另一侧。这么多理性的花招对于一个典型的桑切斯·德阿维拉家族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理解。就在不到两年前，他还曾开着市长的专车闯进社区影院，当着警察的面撞死人，警察也无动于衷。他更不理解的是，旅馆的看门人建议他支付罚单，但不要在这个时候把车挪走，否则到了晚上十二点他得再挪一次车。那天后半夜，他第一次不再只想着妮娜·达肯德，而是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卡塔赫纳公共市场的同性恋酒吧度过的那些悲伤的夜晚；想起了煎鱼的味道和码头小餐馆里的可可饭，那些码头总是停靠着阿鲁巴的纵帆船；想起了他那掩映在杜鹃花丛中的家，此刻那里应该还不到晚上七点，他似乎看到父亲穿着一身丝绸睡衣在清凉的露台上看报纸。
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任何时候他都不知道她在哪儿。迷人而健谈的母亲，每到傍晚就穿上礼服，耳边别着一朵玫瑰，因为那些华美布料的束缚热得喘不过气来。他七岁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闯进她的房间，吃惊地看见她跟她的一个露水情人赤身裸体待在床上。他和母亲从未谈论过这件事，它让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比爱更有用的同谋关系。然而，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以及自己作为独生子的孤独人生中其他很多可怕的事情。直到这天晚上，在巴黎市内一间悲伤的阁楼里，他在床上辗转难眠，发现找不到一个可以向其诉说自己的不幸的人，同时又无比愤怒，因为他无法抑制哭泣的欲望。
这一夜的失眠也有收获。周五早晨，因为彻夜未眠，他起床时憔悴不堪，但他决心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他最终决定撬开行李箱换件衣服，因为所有钥匙都在妮娜·达肯德的包里，大部分现金和电话本也在里面，本来在电话本上也许可以找到巴黎某个熟人的电话。还是在那家咖啡馆，他发现自己已经学会了用法语打招呼，还有点火腿三明治和加奶咖啡。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点任何形式的黄油或者鸡蛋，因为永远学不会那些词的发音。但黄油总是随着面包一起上来，而煮鸡蛋在食品柜里就可以找到，不需要点，自取即可。此外，三天以来服务员都对他很熟悉了，能够帮助他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周五午餐时分，他绞尽脑汁，点了牛排配炸薯条和一瓶酒。喝完感觉很好，就又点了一瓶，喝了一半。吃完饭他穿过街道，下定决心要闯进医院。他不知道妮娜·达肯德在哪儿，但是那个亚裔医生出人意料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他。他没有从大门进去，而是选择了急诊入口，他觉得那里的警卫会相对薄弱些。但他甚至没能走到妮娜·达肯德向他挥手道别的走廊。一个制服上有血迹的保安在他经过时问了一句什么，他没有理会。保安跟着他，一直用法语重复同一个问题，最后用力抓住了他的胳膊，使他不得不停下来。比利·桑切斯使出从前当流氓时的招数试图摆脱他，于是保安开始用法语问候他的母亲，并轻而易举地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后，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几乎双脚悬空、疼得龇牙咧嘴的他拎到门口，像扔一袋土豆一样扔到当街。
那天下午，因为这惨痛的教训，比利·桑切斯开始变得成熟。他决定去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寻求帮助，要是妮娜·达肯德就会这么做。旅馆的看门人显得有些孤僻，实际上却十分热心，而且对各种语言都很有耐心。他帮比利·桑切斯在黄页上找到使馆的电话和地址，记在一张卡片上。接电话的是个和蔼的女人，从她缓慢呆板的语调中，比利·桑切斯立刻听出了安第斯山脉的口音。他首先报上自己的全名，确信那两个姓氏会让那个女人大为震惊，但电话那头的声音没什么变化。他听到她用背熟的措辞解释说大使先生目前不在办公室，第二天才会上班，而且无论如何，除非有特殊的事情并且事先预约，大使是不会接见他的。于是，比利·桑切斯认识到，这条路也无法将他送到妮娜·达肯德身边，他以同样的礼貌谢过她，然后叫了一辆计程车直奔使馆。
使馆位于爱丽舍大街二十二号，那里是巴黎最宜人的地段之一。但是，多年以后，比利·桑切斯在卡塔赫纳亲口告诉我，那个地方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自从到达巴黎，他第一次看到那里的阳光跟加勒比地区的一样明亮，埃菲尔铁塔伸出城市刺入晴朗的天空。接待他的不是大使，而是另一位官员，看上去像是大病初愈，不但穿着黑色的呢绒西服，领口紧扣，系着黑色领带，而且举止安静，声音温和。他对比利·桑切斯的焦虑表示理解，但不失温和地提醒他，此刻他们身处一个文明的国度，这里的严谨规则建立在最为古老和睿智的准则之上，跟野蛮的美洲相反：在那里，只要贿赂看门人就可以溜进医院。「不，我亲爱的年轻人。」他说。除了服从理性法则等到下周二，没有其他办法。
「无论如何，也不过四天时间。」他最后说，「在这期间，您可以去参观卢浮宫。很值得一去。」
离开使馆之后，比利·桑切斯发现自己站在协和广场上不知该做些什么。越过旁边的屋顶，他看到埃菲尔铁塔似乎离得很近，于是打算沿着码头走过去。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实际上要比看起来远得多，而且随着他的追寻，铁塔也在改变方位。于是他在塞纳河畔的长椅上坐下，想着妮娜·达肯德。他看着拖船从桥下穿过，感觉它们不像船，而像一座座漂泊的房子，有着彩色的屋顶，窗台上摆放着花盆，还拉了绳子，用来在甲板上晾衣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看一个一动不动的钓鱼人，连钓竿和水里的钓线都纹丝不动，直到看累了，也没有等到什么东西动一下。天色开始暗下来，他决定叫个计程车回旅馆。直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没有记下旅馆的名字和地址，而且完全不知道那家医院位于巴黎哪个区。
他感到一阵恐慌，稀里糊涂地进了遇到的第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白兰地，同时试图理清自己的思绪。在沉思的过程中，他看见墙上有好多面镜子，从各个角度映出很多个自己，看上去惶恐而孤独。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了死亡的现实性。但随着第二杯酒下肚，他感觉好多了，突然想到可以返回使馆。他在口袋里摸索那张卡片，以期回忆起那条街的名字，赫然发现卡片背面印着旅馆的名字和地址。这次经历让他感觉如此沮丧，整个周末除了吃饭和把车停到相应的路边，他没有走出过房间一步。整整三天，外面一直在下着脏兮兮的小雨，跟他们到达的那天早上一样。比利·桑切斯从来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这时候却希望手头有一本，使自己不必一直无聊地躺在床上，但是他在妻子的行李箱里找到的几本书都不是西班牙语的。他只能继续干等着星期二到来，盯着壁纸上不断重复的孔雀图案，没有一刻停止想念妮娜·达肯德。星期一，他稍稍整理了一下房间，想象着如果她看到会说什么。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件貂皮大衣上沾了血迹，已经干了。他从手提箱里找出香皂，整个下午都在洗这件大衣，直到它变得跟在马德里被送上飞机时一样。
周二天亮时分，空气浑浊而寒冷，但是没在下雨。比利·桑切斯六点就起床了，跟一大群捧着礼物和鲜花的患者亲属一起等在医院大门口。他随着人群走进医院，手臂上搭着貂皮大衣，什么都没打听，也完全不知道妮娜·达肯德会在哪里，但是他确信自己必须找到那个亚裔医生。他穿过一个很大的庭院，里面种著花，还有野生的小鸟。庭院两边是病房：女病房在右，男病房在左。他跟着那些访客进了女病房，看到一长排女病人坐在床上，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子洒在她们身上。他甚至想，所有这些都比在外面所能想象的更欢乐。他来到走廊尽头，然后又折回来找了一遍，直到确信这些女病人里没有妮娜·达肯德。之后他再次来到外面的走廊上，从窗口望着男病房那边，直到他自觉认出了他要找的那个医生。
真的是他。他正跟其他医生还有几个护士一起检查一个病人。比利·桑切斯走进那间病房，推开其中一个护士，站到了那个亚裔医生面前。医生正在俯身查看病人。比利·桑切斯叫了他一声。医生抬起那双冷静的眼睛，想了一下，认出了他。
「可是，见鬼，您这些天跑哪儿去了？」他喊道。
比利·桑切斯迷惑不解。
「在旅馆里，」他说，「就在那里，拐过去就是。」
于是他知道了一切。在巴黎最优秀的医学专家们徒劳地奋战了七十个小时之后，妮娜·达肯德于一月九日星期四晚上七点十分因失血过多而去世。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保持着镇静和清醒。她指点他们去雅典娜广场旅馆找她丈夫，因为他们在那里预定了一个房间，还提供了资料，好让医院联系上她的父母。使馆于周五收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电报，那时候妮娜·达肯德的父母已经飞往巴黎。大使亲自负责遗体防腐处理及葬礼等事宜，并同巴黎警察局长保持联系，以期找到比利·桑切斯。从周五晚上一直到周日下午，一条紧急寻人启事在电台和电视台循环播放。在那四十个小时里，他是整个法国都在寻找的人。在妮娜·达肯德包里找到的他的照片被张贴在全城的大街小巷。有三辆同一型号的可折叠式敞篷宾利被找到，但没有一辆是他的。
妮娜·达肯德的父母于周六中午抵达巴黎，在医院的小教堂里守着遗体直到最后一刻，希望能找到比利·桑切斯。他的父母也收到了消息，已经准备好飞往巴黎，但最终因为电报上的差错没有成行。葬礼于周日下午两点举行，距离比利·桑切斯蜗居的旅馆陋室只有两百米，那时他正因为对妮娜·达肯德的爱受着孤独的煎熬。在使馆接待他的那位官员几年后告诉我，在比利·桑切斯离开他办公室一小时之后，他本人就收到了外交部的电报，然后一直在圣奥诺雷郊区街那些隐秘的酒吧寻找他。他承认在接待他时没太用心，因为根本没想到那个把羊皮外套穿得不伦不类、在时尚的巴黎显得愣头愣脑的渔村小子居然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周日晚上，就在比利·桑切斯强忍着因恼怒而涌起的泪意时，妮娜·达肯德的父母放弃寻找，用金属棺材带走了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在之后很多年中，那些看到过妮娜的人们一直在说，从来没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此，当比利·桑切斯在周二早上终于进入医院时，妮娜已经在拉曼加街区凄凉的公墓中下葬了，距离他们初尝幸福滋味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在医院大厅里，告知比利·桑切斯这一悲惨消息的亚裔医生想要给他点儿镇静片，他拒绝了。他离开了医院，没有道别，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他只想找个人用铁链暴打一顿，以报复自己遭遇的不幸。他离开医院的时候，甚至没有注意到雪片正从空中落下，没有血迹，柔软洁白，像是鸽子的羽毛，而巴黎街头一片欢腾，因为那是十年来第一场大雪。
一九七六年</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