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过后，大家免不了要在兰布拉大街散会儿步。我故意落后几步，避开探究的目光，以便跟弗劳·弗里达叙叙旧。她告诉我，她卖掉了奥地利的产业，在葡萄牙的波尔图过上了退休生活。据她描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小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山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的整片海洋。虽然她没明说，但是从言语间很容易听出，在无数个梦与梦之间，她已经完全拥有了应避免提及的维也纳那户雇主的财产。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一直都认为她所谓的解梦不过是谋生的伎俩。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她发出抑制不住的大笑。「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大胆。」她说。但是她没再说什么，因为其他人都停下来等着看聂鲁达用智利土话逗兰布拉鸟店的鹦鹉。当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时，弗劳·弗里达换了个话题。
「顺便说一句，」她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回维也纳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从我们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就算你的梦不准，我也不会回去了。」我说，「以防万一。」三点时我们同她告辞，陪聂鲁达去睡他神圣的午觉。他是在我们家睡的，之前我们做了一番隆重的准备，那阵势让人想起日本的茶道：必须打开一些窗户，关上另外一些，为的是把温度调节到某个精确的度数，并确保从某一方向射进某种程度的光，还有绝对的安静。聂鲁达立刻就睡着了，让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他十分钟后就醒了，像孩子一样。当他再次出现在客厅时，已经恢复了精神，脸颊上带着枕头上的图案压出的印记。
「我梦见了那个做梦的女人。」他说。
玛蒂尔德让他讲讲那个梦。
「我梦见她梦见了我。」他说。
「这是博尔赫斯的情节。」我说。
他失望地看着我。
「已经被写过了？」
「就算现在还没写，总有一天他会写的。」我说，「这将是他的迷宫之一。」
下午六点，一上船，聂鲁达就把我们撇到一边，在一张僻静的桌子旁边落座，开始写下流畅的诗句，用的绿色墨水笔正是他在自己的书的题献页画花鸟和鱼的那一支。在广播第一次提醒旅客上船时，我们到处找弗劳·弗里达，最后当我们准备不辞而别时，在普通舱的甲板上遇到了她。她也刚从午睡中醒来。
「我梦见了那位诗人。」她说。
我十分惊讶，请她讲讲这个梦。
「我梦见他梦见了我。」她说。我脸上的惊讶使她感到困惑：「你怎么了？有时候，在一大堆梦里，总有个别的跟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想起过她，直到得知里维埃拉酒店遇难的女人手上戴着一枚蛇形戒指。因此，几个月之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碰到葡萄牙大使时，我忍不住向他打听那个女人。大使谈起她时带着狂热和深深的景仰。「您无法想象她有多么特别，」他说，「您会忍不住想要写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接着，他用同样的语气讲述起那些令人惊讶的细节，但是没有哪句话能给我提示，让我得出明确的结论。
「具体来说，」我最终问道，「她是做什么的？」
「什么也不做，」他似乎有些失望，「她只做梦。」
一九八〇年三月</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