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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一路往西开。路上我又一次拨打赵干哲的手机，依旧没有人接听。想起马忠副所长的女儿正在总医院住院，这段时间他应该一直在那儿，于是给他打了电话。马忠电话也一直在占线，回拨几次才打通。然而打通电话后，马忠的第一句话也是：“赵支队出事了，你现在在哪儿？”
我说我在去医院的路上，赵支队出了啥事儿？马忠说他被人捅了。
即便那时我依旧有点蒙，不知他好好的为啥被人捅。我问马忠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我又问赵支队伤得重不重，马忠说是从A市中医院转过来的，说是那边抢救不了，这会儿已经进了手术室。
既然是“治不了转院过来的”，说明肯定不是一般的伤，我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赶到长川油田总医院急诊楼二楼的手术室时，门前已经站满了人，有单位同事，也有赵干哲的亲戚朋友。还有人陆陆续续来到，我找先来的人打听情况，他们多数也不知情，只是有人说赵干哲伤得挺重，身上被扎了好多刀，送过来时人已经没意识了。
之后到医院的人也多不知情，甚至有人以为他是突发了什么急病。上来打听的问题基本都是“怎么样了”“中风还是心脏病”“早就劝他减肥，就是不听”，听说他是被人捅伤后大家都很震惊。于是现场有人开始打电话询问情况，有人靠近手术室大门试图从门上的竖条玻璃往里看，但都被门口维持秩序的医院保安制止。
赵干哲的妻子和儿子被众人围着，妻子一直哭。她说晚上7点多赵干哲要出门，她以为又是去夜市的杨家烤鱼店消夜，埋怨了他几句便没当回事，谁知道一去就出了事。赵干哲当了半辈子警察，年轻时连小磕小碰都很少遇到，经常跟她说自己“点子正”“有神仙保佑”，哪承想一出事便是这么大的事。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马忠和范杰，赶紧过去问他们赵支队什么情况。两人这会儿也不清楚情况，马忠说既然进手术室了，那就等等看吧。范杰则问我赵支队这几天在忙啥，我说他今天晚上本来叫我跟他一起出个任务，后来临时取消了，谁知道怎么就出事了呢。
“他要带你出啥任务？”范杰问我，我说不知道啊，这不晚上临时取消了嘛！
手术室门外有两名陌生面孔的民警，看他们胸前的警号，是A市那边的同行。有人上前询问，确定是A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警员，跟转送赵干哲的A市120急救车一起过来的。
大家赶紧围上前去打听情况，两人简单说了几句，大概是晚上10点多，他们接到A市开发区附近的一处工地报警，到现场后发现了赵干哲，当时他的情况就已经很差了。至于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之中，后期会有详细的案情通报。
不久两人被电话叫走了，现场的人只好继续等。其间几位穿白衬衣的市局领导也相继到了医院急诊楼，但他们暂时也做不了什么，只能跟众人一样等待医生的消息。
就这样大概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看到急诊手术室门上的灯亮起。大家都紧张起来，以为有结果了，一位急诊医生露出脑袋喊了声：“谁是李成，赶紧进来，病人快不行了，有话要说！”
我当即一愣，来不及多想，赶紧喊了一声“我是李成”，便进了手术室。
“让我进去，我是家属！”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回头看了一眼，是赵干哲的妻子和几位亲戚，但他们被保安拦住了。保安劝他们别着急，手术室盛不了这么多人，都进去会干扰抢救。然后就是赵干哲家人跟保安争吵的声音和哭声。我顾不了太多，两步扑到了赵干哲床前。
“赵支队！”我喊了一声。赵干哲身上缠满纱布，还插了很多管子。此时他已无法说话，只是瞪着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尔后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抬起手臂指向手术室门口，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家属们刚刚挣脱保安阻拦冲进屋来。
“爸爸……”我听到赵干哲儿子歇斯底里的喊声，与此同时赵干哲的手臂突然一松，落在了床上。接着，耳边传来了心电监护仪的警报声。有医生迅速上前抢救赵干哲，我和他的家属们则又被手术室的护士送了出去。
一切都太过突然了。
第二次站在手术室门口时，身边很多人问我里面怎么样，赵支队什么情况，又跟我说了什么？那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突然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赵干哲走了。
我和家属们被护士劝出手术室后，医生又对赵干哲进行了40多分钟的抢救。虽然公安局领导要求院方对赵干哲的抢救要“不惜一切代价”，但由于伤情过重，他终究没能挺过来。
“三刀扎在了肝脏上，三刀扎在了肺部，一刀扎在了颈部，刀刀致命，凶手就是奔着要他命来的……”王忠法医完成尸检后哽咽着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法医，没想到最后一例竟会是赵干哲。
王忠比赵干哲大几岁，一直被赵干哲呼作“王老忠”。两人虽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毕竟共事几十年。尸检后王忠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很久，再出来时两眼通红，看来是哭过。
赵干哲的遇袭地点在A市开发区靖安路附近的一处工地旁，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两名路过的建筑工人无意间发现了躺在地上的赵干哲，当时他倒在路边，身上还盖了两个污秽不堪的编织袋。
开发区靖安路已经不属于油城地界，因此按照案发地管辖原则，赵干哲的案件交由A市公安局机关主办，油城公安协助。2012年6月29日上午，我在市局刑侦支队办公室见到了暂时代理支队长职务的原桥东分局副局长王正操。虽然赵干哲的案子归属A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王正操得知案发前赵干哲和我有个“专班”后，还是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王正操用的还是赵干哲之前的办公室。进门后看着屋里熟悉的摆设，睹物思人，我眼泪一下没忍住掉了下来，我一掉泪王正操也没控制住自己。算起来，我和赵支队相处不过就是近几个月的事情，而王正操从18岁读省公安学校开始就跟赵干哲做同学，后来又做了30多年同事。虽然两人平时“一见如敌”，但实际上关系好得要命。
“赵支队带你搞的什么案子？”平复心情后，王正操问我。我随即把近期赵干哲带我做的事情和宋来福、胡小飞等人的案子详细讲了一遍了。
听我说完，王正操沉默了许久。之后他叹了口气，说“2·15”这案子太邪门了，前面七位受害者，后面辛吉然和赵干哲两名警察，如果再算上辛吉然的老婆孩子和宋来福、胡小飞一干人等，前后害了十几个人了。
我说当年您也跟赵支队一起参与了这个案子，赵支队说这案子当年的思路有问题，您怎么看。王正操摆了摆手说今天咱先不讨论那个案子，先说赵支队的事情。
“他最后把你叫进手术室，说了什么？”王正操问我。
“他啥也没说，只是指着手术室门口。”我说。
“指向手术室门口，门口有啥？”王正操皱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