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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长川油田建成投产，与采油区一同建起的还有规模庞大的生活区，从那时起我市有了另外一个名字——“石油城”。“石油城”内部建有一整套独立于城市之外的行政机构和生活设施，油田职工虽来自五湖四海，但统一将自己称为“油田人”，而将石油城之外的城市居民称为“地方人”。
油田投产之前，我市是D省有名的贫困市，油田投产之后，我市经济后来居上。油田地处城市之中，与城市共生共赢，但也存在着很深的裂痕。
油田居民看病去油田附属医院，读书在油田子弟学校，购物有油田开办的“惠民商场”，放假逛“油城公园”。油田有自己的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而这些机构只服务于油田职工和职工家属，并不对“地方人”开放。时间长了，“油田人”和“地方人”之间出现了一条心照不宣的鸿沟。
油田人结婚只找油田人，只有在油田混不出名堂的去“地方上”找对象。跟油田人“玩得好”的都是油田人，谁要跟“地方人”交朋友，便会给人一种“不学好”的感觉。
辛吉然结合第五起案件的受害人描述，认为轮奸案的三名嫌疑人中，两名操本地方言的是“地方青年”，而操普通话的男子则大概率是油田子弟，因为讲普通话是油田人区别于“地方人”的显著特征。警方开始按照这些线索摸排嫌疑人。前科劣迹人员，涉黄记录人员，所有适龄的、日常混迹于网吧游戏厅歌厅的人员，尤其是近期头部受过外伤、有过就诊记录的人员都在警方排查范围之内。
但即便掌握了上述线索，想在偌大个石油城里寻找一个模糊的人影，依旧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且从石块上的血迹来看，歹徒头部受伤并不严重，短时间内便可愈合。这样一来，留给警方的窗口时间更为有限。
“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人数不到一万也过了八千，所有头部受过外伤的都要送到公安局做DNA鉴定，后来甚至在街上见到戴帽子的适龄男性，都要掀开帽子看看……”刘广文说。
而作为专班领导，辛吉然自然是最着急的人。
“从第五起案子发案后他就不回家了，吃住都在办公室解决。心里急啊，这点小伤，恢复得好两周就看不出来了……”刘广文接着说。
前方有鬼探头的电动车，吓了刘广文一跳，他一脚踩死刹车，把脑袋伸出窗外想去骂电动车司机。无奈司机自知理亏，已经加大电门跑远了。
“后来呢？找到了吗？”讲述被打断，我追问刚缩回脑袋的刘广文。
“当时没有。”刘广文整了整被安全带扯住的外套，重新发动警车。
“那这事儿跟辛吉然家的事情有啥关系？”
“哎你接着听我说嘛。”
1999年4月14日，这日子刘广文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郑局长来专班视察工作，见到了满脸倦容的辛吉然。得知这位爱将已经半月没着家后，郑局很心疼，于是让辛吉然给自己放半天假，第二天再来。辛吉然拗不过领导，也觉得自己确实该回家看看，最后答应了。
但辛吉然这一回家，便出了事。
“他回家后，发现儿子辛小亮脑袋差不多的位置上，有一条新伤疤……”刘广文说。
或许是那段时间一直在盯着“头上有伤疤的青年男子”，辛吉然看到儿子头上的那道伤疤后，第一反应不是心疼，而是怀疑。
“怀疑到自己儿子头上？辛吉然怕是魔怔了吧？”我问。刘广文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善于怀疑是一个刑警的必要素质，不会怀疑的人也就不会思考”。
而且辛吉然怀疑自己的儿子辛小亮，也不是毫无根据。
“老辛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警察，什么都好，唯独没能养出个好儿子来……”
那时的辛小亮在辛吉然看来，大概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败笔。辛小亮时年19岁，技校毕业后没有工作，一直在外面瞎混。辛小亮自小桀骜不驯，初中就因打架转了三次学，17岁那年在游戏厅斗殴致人重伤坐了牢。当时辛吉然在公安局工作，外人看来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关系把儿子保出来，但不知为何，辛吉然没有那样做。
出狱后，辛小亮也没有太多改观，整日出入网吧、迪厅和游戏厅，其间依旧不时参与打架斗殴。辖区派出所民警认得辛吉然，每次辛小亮被抓，都有人知会辛吉然，问他如何处置。辛吉然也是个狠角色，直接告诉民警自己没这个儿子，让他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按道理辛吉然在公安局坐到那个位置，应该是个厉害角色，他儿子咋成了那样？”我问刘广文。刘广文苦笑，说咱公安局有这传统，凡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业务骨干”，家里孩子没几个有出息的。只不过辛吉然的儿子在“没出息”这点上冒了头，成了第一个老子当警察儿子进监狱的特例。
我讪笑着不知该接什么话，刘广文的儿子明年参加高考，上个月“一模”只考了300多分，班主任几次找刘广文让他“早做准备”，看是不是赶紧转去学个艺术啥的。刘广文现在也愁得满头脓包，他以前在刑侦支队工作，半年前在老婆的离婚威胁下调回河西派出所。
“都这样，你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自然就明白了。干这行顾不了家，你别看现在市面上一群小姑娘嚷嚷着要找个警察男朋友，你让她们结婚试试？撑过三年不离婚，春节公安局就给她们发‘模范警嫂奖’！”刘广文似乎看出了我讪笑中的尴尬。
“又扯远了，继续说辛小亮的事儿。”他拧过话题继续说。
辛吉然问辛小亮头上的伤从何而来，辛小亮说不小心磕的。辛吉然问“在哪儿磕的”，辛小亮答记不得了。辛吉然说“记不得不行，必须说明白”，辛小亮来了脾气，说“你管我在哪儿磕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转身摔门而去。辛吉然追到门外，儿子却已跑远了。
悻悻地回到屋里，妻子闻声走来，辛吉然迎头便质问辛小亮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辛吉然妻子不知原委，但本就对丈夫不沾家一肚子火，加上辛吉然一回家便气走了儿子，两人没说几句也吵了起来。
一番争吵过后妻子也摔门而去，辛吉然独自坐在沙发上生闷气。他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辛小亮近几年的行径本就令他厌恶至极，而刚刚那道新疤又如一记重锤砸在了他心头；但另一方面辛吉然的潜意识又不断劝自己放宽心，儿子干不出这种事，或许那道伤疤只是一个巧合。
沙发上的辛吉然有些发抖，他难以想象假如儿子真与五起奸杀案有瓜葛，该如何向单位同事、妻子甚至自己交代。
胡思乱想了很久，感觉脑袋快要爆炸。辛吉然终于忍受不住煎熬，决定先换换脑子，等妻子和儿子回来再问个明白。他想看会儿电视，于是四处寻找遥控器。印象中电视遥控器一直放在电视柜第二层抽屉里，但辛吉然拉开抽屉却没找到。又拉开上层抽屉，辛吉然看到了遥控器，但同时也看到了让他再次气血喷涌的东西。
电视柜的第一层抽屉里放着家中平时备下的药品，公安局计生办发给辛吉然的避孕套也放在那里。辛吉然记得有一大盒，一个月前计生办主任把东西给他时，还开玩笑说“回家跟媳妇增进一下感情，别老待在办公室睡沙发”，但辛吉然带回家后便丢进了电视柜抽屉，之后也没用过。
如今那盒长乐牌避孕套的包装盒已经被撕开，辛吉然将盒子里的避孕套撒在地上数，发现少了十几个。
自己和妻子一个都没用过，怎么会突然少了那么多？那一刻辛吉然想到了第五次案发现场留下的长乐牌避孕套内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