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拨打紧急电话的时候打开了收音机，这一事件的新闻还没有播出。他正要给拉法埃尔·帕尔多打电话时，电话铃再次响起。还是埃尔南多·桑托斯打来的，他在电话里气馁地说，图尔巴伊纠正了上一条消息：被解救的人不是弗朗西斯科·桑托斯，而是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迪安娜受了重伤。然而，这个错误并没有令埃尔南多·桑托斯感到特别烦恼，反倒是图尔巴伊因为让他空欢喜一场而感到十分沮丧。
当新闻栏目的人打电话给玛尔塔·露贝·洛哈斯，通知她儿子理查德已经被释放时，她并不在家，而是去了她兄弟的家里。她非常关注新闻，甚至随身携带携带型收音机。但就在那天，自绑架案发生以来，收音机第一次坏了。
当有人告诉她，她的儿子安全了以后，她坐上一辆计程车，去了新闻编辑部。在车上，胡安·戈萨音记者熟悉的声音让她回到了现实：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依然非常混乱。已经确定了迪安娜·图尔巴伊死亡的消息，但是关于理查德·贝塞拉的消息依然不明朗。玛尔塔·露贝开始低声祷告：「我的上帝，让子弹从他身边飞过，而不要碰到他。」此时，为了给她报平安，理查德从麦德林给家里打电话，但没有找到她。戈萨音激动的叫喊声让玛尔塔·露贝回过神来。
「号外！号外！理查德·贝塞拉还活着！」
玛尔塔·露贝哭了起来，一直到深夜在《氪》新闻栏目编辑部接到她儿子的时候，她仍无法控制住自己。她至今记得：「他瘦得只剩皮包骨，脸色苍白，满脸胡须，但他还活着。」
几分钟前，拉法埃尔·帕尔多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位记者朋友的电话，询问营救的实情。他这才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先后给玛萨·马尔克斯将军和警察局长戈麦斯·帕蒂亚将军打了电话，他们都对营救行动一无所知。过了一会儿，戈麦斯·帕蒂亚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那是精英部队在寻找埃斯科瓦尔行动中的意外发现。他说，行动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有绑匪。
图尔巴伊博士接到来自麦德林的消息之后，一直试图与在塔比奥家中的妮迪娅取得联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他派卫队队长驱车前去传达迪安娜已经获救、正在麦德林的医院接受常规检查的消息。下午两点，妮迪娅收到了这个消息。她没有像她的家人一样高兴地尖叫，而是痛苦而惊愕地大喊道：
「他们杀了迪安娜！」
在返回波哥大的路上，她收听着电台的新闻，感到一切越来越不确定。「我一直在哭，」她后来说，「但当时的哭声已经不像之前一样声嘶力竭了，我只是流着眼泪。」去机场前，她先回家换了衣服。一架老掉牙的福克总统专机在机场等候他们一家人，在近三十年的义务劳动后，它依然因神赐的恩慈而翱翔天际。当时的消息是迪安娜正处于密切的监护之下，但是妮迪娅除了自己的直觉之外不相信任何人。她径直向电话走去，要求和共和国总统通话。
「迪安娜被杀了，总统先生。」她说，「这是您的杰作，是您的错，是您的铁石心肠造成的结果。」
总统很高兴能用一条好消息反驳她。
「不，女士。」他愈发冷静地说，「似乎是进行了一次行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但是迪安娜还活着。」
「不，」妮迪娅否定道，「她死了。」
总统与麦德林方面有直接的联系，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
「您怎么会知道？」
妮迪娅以她绝对的信念回答：
「因为我的慈母心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的心是对的。一个小时后，驻麦德林的总统顾问玛丽亚·爱玛·梅希亚登上了图尔巴伊一家乘坐的飞机，给他们带去了坏消息。在数小时的医治之后，迪安娜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在飞往麦德林的直升机上，她就已经失去了意识，而且再也没有恢复。一颗子弹打断了她的腰椎。那是一颗高速飞行的中等直径爆炸性子弹，在她的体内炸成了碎片，造成了无法恢复的全身瘫痪。
妮迪娅在医院里见到迪安娜的时候，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迪安娜赤|裸地躺在手术台上，身上盖着一张沾满血迹的床单，她面无表情，由于大量失血而肤色苍白。她的胸部有一道巨大的手术切口，因为医生们要从那里伸进拳头，按压心脏。
妮迪娅已经出离痛苦和绝望了，她刚从手术室里出来，就在医院里召集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发布会。「这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她开场说。她坚信，迪安娜是一场受波哥大指挥的行动的受害者（根据她到达麦德林之后得到的情报），她详细列举了她的家人以及她本人向共和国总统做出的恳求，他们希望警方不要采取行动。她说荒谬至极、罪行累累的「可被引渡者」是害死她女儿的罪人，但是政府和共和国总统本人也承担着一样的罪责，尤其是总统。「他冷漠无情，无动于衷，不理睬人们向他的恳求，这才导致被绑架者被强行救援，令他们的生命危在旦夕。」
这一决绝的声明在所有媒体上直播，引发了舆论的一致回应和政府部门的愤怒。总统召集了秘书长法比奥·比耶加斯、私人秘书米盖尔·席尔瓦、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和新闻顾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他们本来想制订一个强烈反对妮迪娅声明的计划。但是深刻的反思让他们得出了结论：母亲的痛苦无法辩驳。加维里亚也是这么理解的。他放弃了会议原有的意图，命令道：
「我们去参加葬礼吧。」
不仅是他，还有全体政府人员。
妮迪娅的仇恨没有饶过总统。她和某个他记不清名字的人一起，给他寄去了一封晚到的信（当时他已知道迪安娜已经去世），也许是为了让他时刻记得她预见未来的能力。「显然，我不指望您会回信。」她说。
追思弥撒在主教座堂举行，当天，教堂里少见地人头攒动。弥撒结束时，总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师的闪光灯下，在电视节目的摄像镜头下，独自一人穿过空旷的中殿，向妮迪娅伸出了手，他相信她会回应的。妮迪娅勉强地、极其冷漠地伸出手。事实上，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害怕总统会拥抱她。相反，她欣然接受了总统夫人安娜·米莱娜的哀悼亲吻。
事情还没有结束。刚从哀悼的任务中解脱，妮迪娅又一次申请面见总统，让他在当天发表关于迪安娜死亡的讲话之前，知道他应该知道的重要消息。席尔瓦一字不差地传达了她的要求，总统露出了妮迪娅再也没见过的微笑。
「她来是为了掏空我。」他说，「但当然了，让她来吧。」
他像往常一样接见了她，而妮迪娅走进办公室，一身黑衣，态度与往常相去甚远：简单而痛苦。她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让总统明白她的来意。
「我是来帮忙的。」
让人吃惊的是，她开始向总统道歉，之前她误以为是总统指挥了导致迪安娜惨死的行动。现在，她明白总统对此也并不知情。她还想告诉他，他们骗了她，那次行动也不是为了寻找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而是为了救出人质。人质的关押地点在警方严刑拷打一名被捕的杀手之后水落石出。妮迪娅解释说，那名杀手之后被当作是战死人员。
她激动而清晰地讲述着，希望能激发总统的兴趣，但是她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同情的表露。「他就像一块冰。」后来，她回忆起那一天时如此评价道。她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无法避免地哭了起来。于是，她之前控制住的脾气又重新上来了，彻底地改变了话题和说话的方式。她指责总统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批评他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拯救被绑架者的义务。
「请您想想，」她最后说道，「如果是您的女儿处于这样的情境中，您会怎么做？」
她直视他的双眼，但是她太激动了，总统没法打断她。后来，他本人说：「她向我提问，但是不给我时间回答。」妮迪娅确实用另一个问题打断了他：「总统先生，您不认为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错了吗？」总统第一次表现出了犹豫。「我从来没有那么难受过。」几年后，他说。但是，他当时只是眨了眨眼，用他自然的嗓音说：
「有可能。」
妮迪娅站了起来，安静地跟他握手，在他给她开门之前离开了办公室。当时，米盖尔·席尔瓦走进了办公室，发现总统被杀手死去的消息震惊了。加维里亚立即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私信，让他调查此事，秉公处理。
大部分人都相信那次行动是为了抓捕埃斯科瓦尔或是某位重要的头目。但是，甚至在这个逻辑里，这都是一桩蠢事，是无法挽回的失败行动。根据警方即刻提供的说法，迪安娜死于一场地空配合的搜捕行动。他们并没有要找到绑架迪安娜·图尔巴伊和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的团伙的打算。在逃跑过程中，一名绑匪朝迪安娜的后背打了一枪，致使她的脊柱骨折。摄影师安全脱险。迪安娜乘坐警方的直升机被转移到麦德林总院，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在医院死亡。
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提供的版#8203#8203本则完全不同，其中的要点和妮迪娅向总统讲述的版本不谋而合。他说，警方是在明确地知道被绑架者就在此处的前提下展开行动的。人质信息是在严刑拷打两名杀手之后获取的，他还提供了两名杀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公告说，这两名杀手被警方捕获，并遭到严刑拷打，其中一名还在直升机上给那次行动的长官指路。还说，迪安娜已经逃脱了追捕，是在逃离战场时被警方杀死的。最后，他还指出，战斗中还有三名无辜的农民被杀，警方却告诉媒体他们是在战斗中死亡的杀手。这封公告应该让埃斯科瓦尔感到非常满意，他一直盼望揭发警方犯下的违反人权的行为。
理查德·贝塞拉是唯一的目击者，在悲剧发生的当晚，他在波哥大警察总局大厅被记者们团团围住。他依然穿着被绑架时穿的黑色皮衣，戴着绑架者递给他用来冒充农民的帽子。他的情绪状态并不适合给出任何表述清楚的证词。
当时情况一片混乱，他无法把它们汇总成新闻观点，这是留给最能体谅他的同事的印象。他声称，杀死迪安娜的那颗子弹是由一名绑匪故意射出的，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尽管有各种猜测，但普遍认为迪安娜是意外死于双方交火中的。不过，最终的调查由总检察长负责。在妮迪娅·金特罗来过之后，加维里亚总统给总检察长寄了一封信。
闹剧还没有结束。面对公众不确定玛丽娜·蒙托亚死活的状况，「可被引渡者」于一月三十日发布了一封新的公告，他们在公告中承认，他们在二十三日发出了处决她的命令。但是：「由于保密和通信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得知她被处死了还是被释放了。如果她被处决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警方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如果她被释放了，她的家属有发言权。」于是，在下令谋杀的七天之后，寻找尸体的行动才开始。
参与解剖的法医佩德罗·莫拉莱斯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封公告，他认为那位穿着高级内衣、有着考究指甲的女士就是玛丽娜·蒙托亚。确实如此。然而，身份刚被确认，某个自称司法部官员的人就给法医研究所打电话施压，不让他们把尸体在公共墓穴里的消息公之于众。
电台播放这则新闻的时候，玛丽娜的儿子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正要去吃午饭。法医研究所向他展示了被子弹打得面目全非的女人的照片，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认出她。由于新闻已经播出，警方得在城南墓园准备特殊的警用装置，为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开路，让他在一群好奇群众的包围下到达墓穴。
根据法医规定，无名尸体被埋葬时，背上、手臂和腿上必须被印上序列号，这样就算尸体被肢解也依然能被认出来；尸体须被类似垃圾袋材质的黑色塑料布包裹起来，脚踝和手腕处须用牢固的绳子系紧。玛丽娜·蒙托亚的尸体（据她儿子证实说）全身赤|裸，沾满了烂泥，被随意地扔在公共墓穴里，也没有法律规定的身份刺青。她旁边是与她同时下葬的孩子的尸体，包裹着粉色的汗衫。
到了解剖室，在玛丽娜被高压水管清洗完后，儿子检查了她的牙齿，迟疑了片刻。他似乎想起了玛丽娜没有左上臼齿，而这具尸体的牙齿是完整的。但是，当检查双手的时候，他把她的手放到自己的手上，就打消了疑虑：两人的手一模一样。他一定坚持怀疑着另一件事，也许会永远坚持着：路易斯·吉耶尔摩坚信，发现尸体的时候，其身份已经被确认了；但为了避免舆论骚动或是扰乱政府事务，尸体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就被送到了公共墓穴。
迪安娜的死（在发现玛丽娜的尸体之前）对国家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加维里亚拒绝修改第二部法令时，比亚米萨尔的强硬态度和妮迪娅的恳求都没有使他让步。他的依据，一言以蔽之，是法令的合理与否不能根据绑架案的进展来评判，而应该根据公众的利益来评判，因为埃斯科瓦尔不是为了迫使政府投降，而是为了强行达到不被引渡和得到赦免的目的而绑架人质。种种考量导向了法案最终修订版的成形。在抵御了妮迪娅的恳求和众多他人的痛苦之后，更改日期是非常艰难的，但他决定面对困难。
比亚米萨尔通过拉法埃尔·帕尔多听说了这个消息。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是极其漫长的，他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密切关注着广播和电话，如果没有听到坏消息，他会大松一口气。他随时都会给帕尔多打电话。「事情怎么样了？」他问，「情况到什么地步了？」帕尔多会用一点理性精神让他冷静下来。每天晚上回家时他都是一样的状态。「得赶紧把这部法令弄出来，不然他们会把大家全杀了。」他一直这么说，帕尔多一直安慰他。终于，一月二十八日，帕尔多打电话告诉他，法令的最终版本在等着总统签字。由于所有的部长都得签字，可他们找不到通讯部部长阿尔贝托·卡萨斯·桑塔玛利亚，所以法令被耽误了。最后，拉法埃尔·帕尔多打通了他的电话，并用老朋友的温和态度胁迫他。
「部长先生，」帕尔多告诉他，「您要么半个小时内在法令上签字，要么您就不再是部长了。」
一月二十九日，303号法令颁布了，该法令清理了此前阻碍毒贩投降的所有障碍。正如政府事先预想的，他们永远无法让公众相信这是由于他们愧对迪安娜而采取的行动。跟往常一样，这引发了另外的分歧：一些人认为这是迫于哗然舆论的压力而向毒贩让步的行为；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统授意行为，虽然已经晚了，但无论如何是为了迪安娜·图尔巴伊。不管怎样，加维里亚总统明知延迟可能会被解读为冷酷无情的表现，且迟到的决定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证明，但他还是坚定地签署了这部法令。
第二天早上七点，总统给比亚米萨尔回了一个电话。法令颁布前夜，比亚米萨尔曾打电话给总统，对他表示感激。加维里亚在绝对的沉默中听他讲了种种缘由，并与他分担了一月二十五日那天的痛苦。
「对于所有人来说，那都是可怕的一天。」总统说。
于是，比亚米萨尔松了一口气，他给基多·帕拉打电话。「您现在他妈的可别说这部法令不行。」他说。基多·帕拉已经深度研读过法令了。
「好了，」他说，「没有任何问题。您看，要是早这样咱们能少多少麻烦！」
比亚米萨尔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什么都不用做，」基多·帕拉说，「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会有进展。」
「可被引渡者」立刻发布通告宣布，鉴于国内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他们将终止之前进行的行刑活动。这里的「数位重要人物的要求」也许是指洛佩斯·米切尔森、帕斯特拉纳和卡斯特利翁向他们传达的电台信息。但是，这本质上可以解读为他们对法令的认可。「我们将尊重我们手中仍握有的人质的性命。」公告说。作为特殊的让步，他们还宣布，当天，他们将马上释放一名人质。比亚米萨尔正和基多·帕拉在一起，他大吃一惊。
「怎么就一个？」比亚米萨尔大吼道，「您说过所有人都会出来。」
基多·帕拉面不改色。
「放心，阿尔贝托，」他说，「就是一礼拜的事。」</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