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哲惟武，民之司命。禁虣止戈，威谋靡竞。夫其经纬万端，神谟天挺，出车而猃狁襄，戎衣而关、洛定。登黎献乎衽席，折旄倪乎隍阱。而又加之以恭俭，申之以廉靖。廷有壶飧之清，家有绣衣之儆。布贞士于周行，遏苞苴于邪径。务稼穑故民孳殖，烦师旅而人不病。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所以承炎刘之迄录，尸中原之魁柄。夫唯其锋之锐，故不狐媚以弭戎警。其气之刚，故不宠赂以要大政。桓、文以一匡纪功，尧舜以耿介称圣。苟拟人之失伦，胡厚颜而无赪。
不仅高度肯定了曹操扫平群雄、统一北方、发展生产、安定民众的业绩，还肯定了曹操崇尚节俭、严明法令、进用贤能等举措。“信智计之绝人，故虽谲而近正”，从正面解释了曹操谲诈的性格特征，认为这是同曹操高度的智谋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谲诈，但也是一种“近正”的行为。历来人们对曹操谲诈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非议最多，而章太炎在这里却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智谋和谲诈往往纠合在一起，是很难分出个是非来的。当然，对自己身边亲信的僚属甚至侍奉自己的奴婢之类的人物也搞权术谲诈，则是完全不足取的。总的来看，章太炎是比较全面地而且是在相当高度上肯定了曹操，在贬抑曹操已经成为风气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需要见识和勇气的。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一篇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对曹操的功绩及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点也作了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鲁迅首先点明了曹操出现的时代背景：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
说明曹操是在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和统治阶级内部一次有名的政治斗争——党锢纠纷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对于曹操的陶冶和推动（所谓时势造英雄），曹操对于历史的变革和推动，这些问题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来加以考察，就变得比较清楚了。鲁迅接着把笔锋一转：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在这里，鲁迅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说戏曲中那一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严格区别开来了，指出不能用对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认识来代替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认识，如果这样做就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亦即不是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这比起胡适、钱玄同在有意无意间将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混为一谈的做法来，无疑是要清醒透辟得多的。接着，鲁迅进一步追溯到历史，认为即使是见诸史籍的记载（从“做史”二字看，这史籍主要指的还是所谓“正史”），有的也是极靠不住的，言下之意，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抑也多有不实之辞。鲁迅还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有其独特的价值。最后，鲁迅谈到了自己对于曹操的总体评价，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崇敬曹操的感情。“英雄”一说，并不始于鲁迅，南宋辛弃疾在《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已有“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样的句子，但辛弃疾主要是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肯定曹操的“英雄”身份的，且“天下英雄”还包括孙权和刘备，曹操与之相提并论，似乎并不是更为突出的。鲁迅所说的“英雄”，则是从政治、军事和文学相结合的角度对曹操所作的总体评价，内涵比辛弃疾所说的“英雄”要丰厚得多。鲁迅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这就将风靡了一千余年、可谓长盛不衰的“奸雄”一说撇到一边去了。
鲁迅接着说明了曹操政权的特色：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
这几段话从曹操政权的特色讲到了曹操思想和汉末魏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把当时时代、政治和文章变化的关系，把曹操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和在促进当时文风转变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十分清楚的阐释。当然，此前已经有人谈过类似的问题。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曾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又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如果再往前推，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也就是刘师培所说的“魏武治国，颇杂刑名”的意思。鲁迅的说法显然从前人那里接受了影响，但他进一步讲到了政治和文章风格的关系，指出并肯定了曹操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则是他的新贡献。
鲁迅不仅讲到了曹操在文风转变中所发挥的首倡的作用，还讲到了曹操的创作实践，说：
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改造文章的祖师”，是鲁迅对曹操所作的一个很高的评价。“改造”二字，突出了曹操的革新精神，“祖师”二字，赞美了曹操对一代新风的开启作用。曹操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对于当时文学的发展自然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鲁迅对于曹操文章的通脱感受尤深，特别举例说：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确实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确实是“胆子很大”，充分体现了“通脱”的特色。鲁迅自己在创作上是“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因此他对曹操的“通脱”也就特别感兴趣，特别予以强调，并进而从中接受了鼓舞和影响。
当然，鲁迅对于曹操也并不是一味肯定的。对于曹操杀孔融，鲁迅便有自己的看法，说：
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鲁迅进一步揭露了曹操以不孝之名杀孔融的实质：
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对于曹操的网罗方士文士，鲁迅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曹操“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是为了“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也就是说，曹操网罗文士，不仅仅是由于个人对文学的喜好和繁荣文学创作的需要，也是别有政治目的的。对于曹操在文学上的提倡之功，鲁迅也并没有无限制地夸大，而是认为：“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既别具只眼，又实事求是的。
总之，鲁迅的曹操评论在千余年来的曹操评论史上是别具特色的。鲁迅所评重点在文学，但又决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涉及了政治、思想、社会风习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将各种问题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谈，就研究方法而言，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鲁迅的曹操评论彻底摆脱了“帝魏寇蜀”或“帝蜀寇魏”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摆脱了南宋以来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给予了曹操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给予了曹操应有的褒扬和肯定。鲁迅并非有意要作翻案文章，但他对于曹操的肯定，却在曹操评论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后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当代曹操评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 不朽的业绩
1949年以后，曹操评论不仅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曾经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第一次热潮发生在1959年前后。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给予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此后，又接连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序〈蔡文姬〉》等文，并在历史剧《蔡文姬》中塑造了一个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迥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从而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同年2月19日，翦伯赞亦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与郭沫若的倡议相呼应。郭沫若和翦伯赞的文章在史学界、文学界和戏剧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掀起了一个争鸣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一月下旬到六月底，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见诸报刊的文章、报道即达一百四十篇以上。争鸣涉及的问题有：曹操对统一的作用问题；曹操是否堪称民族英雄的问题；曹操施行屯田的问题；曹操抑制豪强的问题；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曹操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问题；曹操个人的品德问题；对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争论之热烈，都是史无前例的，称得上是曹操评论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关于曹操对统一的作用问题。不少人认为曹操对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是应该肯定的，对于人民是有利的。郑天挺认为：“在汉末长期豪族对立，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人民是渴望统一的。曹操不但在他执政的二十四年期间（196—220）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任务，就是在执政以前，也是反对分裂和维持中央政权的。”吴晗认为，曹操努力统一全国的事业，得到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支持，虽然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他毕竟在他所统一的地区做了不少好事，不但安定了秩序，也促进了生产，繁荣了文化，推动了时代进步”。翦伯赞也认为，曹操一贯把统一中国当做自己的政治使命，虽然他没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但他统一了北方的混战局面，打击了豪强，恢复了生产，替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田余庆对曹操统一中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曹操的首功，就在于他完成了中国北部的统一”。“统一使豪强之间破坏性的火并战争大大减少，使人民少受死亡流徙的痛苦，使生产多少得到一些保障；统一使保卫边疆成为可能”。唐长孺认为，三国时北方的农业比南方先进，南北早日统一，“北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对于江南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也有人对曹操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持否定态度。刘亦冰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教条地都肯定统一战争是好的。三国的分立是有其社会经济原因的，这是客观规律，人民不希望战争，不希望曹操来统一，因此曹操统一北方后向南的扩张战争，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愿望的。”杨炳认为曹操所进行的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争霸战争，而这类封建阶级内部的争霸战争是非正义的，是穷兵黩武，是祸国殃民。
关于曹操是否堪称民族英雄的问题。郭沫若认为：“曹操的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性的战争，是得到人民支持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郑天挺及谭其骧等人也认为曹操平定乌桓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侵略的，“这种捍卫边境安宁，抵御外来奴役者的贡献，是值得给以较高评价的”。吴晗、周一良等人认为曹操平定乌桓值得肯定，但不同意因此而给曹操戴上“民族英雄”的帽子。吴晗说：“曹操打败袁绍等人后，为了统一北方，当然一定要打乌桓，结果是把乌桓平定了，巩固了北方边疆的国防。但是当时乌桓的力量并不是很强大的，它和前代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和后来的契丹女真都不能相比，它不可能吞并全中国或中国的北方，它只是不断在北方骚扰抢劫，给人民带来一些麻烦。曹操平定乌桓对人民有利，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却不能把这件事夸大，说成曹操不打乌桓，中国就有了民族危机，因此就称曹操为民族英雄。”柳春藩认为曹操既不能被称作“民族英雄”，曹操平定乌桓的战争也不能被看作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为三郡乌桓是在“中国版图之内，……曹操对乌桓的战争，不能说是对外族的战争，这个战争基本上具有内部的性质”。但他也认为“这个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北部的统一，使乌桓族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进步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曹操攻打乌桓的后果是不好的，对“乌桓人民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乌桓人民因此遭受了严重摧残”。
关于曹操施行屯田的问题。谭其骧、刘亦冰等人认为曹操施行屯田虽然使人民得到一点好处，但其实质是一种军事手段，将军民用强制手段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官六私四或对半分的高度剥削，使军民都走上了农奴化的道路。孙次舟更认为曹操的屯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丝毫进步意义”，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征伐四方”，“和解决当时农民的生计问题是漠不相干的”。尚钺、缪钺、吴晗、郑天挺、郭沫若、唐长孺、杨荣国、柳春藩、何兹全、王文明等多数人则对屯田政策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尚钺认为“屯田制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于经两汉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性质的”。缪钺认为，对曹操的屯田制“不能孤立的去评论它，而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具体情况来考察”，认为在人民死丧，土地荒芜，粮荒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曹操“采纳枣祗的建议，施行屯田，不失为一种救急的方法”。认为“屯田制施行后，北方农业生产恢复”，“劳动人民虽然担负十分之五六的沉重剥削”，但“总比死丧流离生命不保要好得多，而且就整个北部中国论，也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挽转粮荒现象，所以我们对于曹操的屯田制还是肯定的”。吴晗认为：“屯田的好处是可以解决军粮问题，减少军运的困难，这是有具体记载可以根据的。同时，屯田也减轻人民的负担。”郑天挺认为：“屯田制度从后世看来当然是落后的、反动的，但在中国封建早期的二世纪末，不能否认，它却起了一定的‘强兵足食’的作用。”唐长孺认为：“屯田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堡坞控制下的生产组织相对立的，但又是同一类型的组织。这种组织在混乱军事时期，几乎是维持与恢复生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杨荣国还认为，由于只有在限制了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和人民的掠夺之后才有可能招抚大量流民到国家土地进行耕种，因此曹操实行屯田是不能单纯看成是一项经济政策的，而是与“重豪强兼并之法”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关于曹操抑制豪强的问题。翦伯赞认为“曹魏王朝曾经镇压过豪族”，吴晗也认为曹操在政治上“采取抑豪强的方针”。唐长孺一方面认为“曹操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进行了一些抑制豪强、大族、名士的措施”，另一方面认为曹操“也有联络豪强士族的一面”。杨荣国、李锦全还对曹操抑制豪强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曹操“在他的一生活动中，那么认真地来抑压和打击豪强大族，这说明他能抓住并且打中了当时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所起的作用，能和历史的主流相一致”。但柳春藩认为曹操“并没有触犯强宗豪右的根本利益”，他“虽然提拔大量中小地主参加政权，并没有取消豪强大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刘亦冰更认为“曹操联络豪族，勾结士族地主，残酷地剥削奴役人民”，方明亦认为曹操“曾经尽力结纳强宗豪族”，他能够统一北方“是与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缪钺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曹操究竟是地主政权的统治者，他当然不能像农民起义那样以阶级的仇恨大杀豪强，我们也不能那样要求他”。缪钺认为曹操从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接受了教训，“知道要维持统治，应当裁抑豪强，使政治不至于浊乱。所以他执政以后，施行裁抑豪强大族的政策，平袁氏，定河北后，即下令重豪强兼并之法，在朝廷中杀大族孔融、杨修。曹操政权下的地方官，因为得到曹操的支持，也敢于裁抑豪强，如许令满宠、朗陵长赵俨、菅长司马芝等”。“至于曹操政权下虽然也任用了不少的豪强大族，如颍川荀氏、陈氏、河南郑氏、河内司马氏等，但是他们不敢过于放纵，曹操也并不特别袒护他们”，“曹操任用豪强而不特别袒护豪强，这就使东汉桓、灵以来的腐朽政治大有改善，这不能不是曹操的功绩”。
关于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郭沫若认为曹操“在中国文学史上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翦伯赞也认为，由于曹操的大力倡导，使建安年间出现了一个文学的繁荣时代。吴晗还认为曹操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诗人；此外，他还是艺术家，写一笔好草字，懂音乐，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刘备、孙权都远不如他”。但对曹操的作品中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问题，看法则有分歧。有人认为曹操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其诗篇《薤露行》《蒿里行》中虽有同情人民的诗句，但不能说是人道主义精神，而是猫哭老鼠——假慈悲，目的在于骗取人民的信任。另一些人则认为《薤露行》《蒿里行》真实地描绘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灾难和死亡，表现了曹操思想中同情人民的一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关于曹操个人的品德问题。不少人认为曹操残忍好杀。向平说：“曹操不但是屠杀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在他一生中，不知屠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民。”王昆仑认为，曹操为了报父仇，“兴兵征讨徐州陶谦，屠了五个城，‘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官渡破袁绍之战，坑杀降卒七八万之多。他在战争中曾定出‘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律，多少城市遭到破坏，多少老百姓遭到屠杀。”谭其骧也认为：“在道德品质方面，他（曹操）的忌刻残忍实在也是不可饶恕的。”但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郭沫若认为关于曹操杀人的记载在史料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曹操打徐州杀人多少，《魏书》《后汉书》《曹瞒传》的记载各不相同，杀数十万人，显然是被夸大了。曹操为什么杀吕伯奢一家，各书记载也不一致。郑天挺一面认为“曹操统兵执政前后有三十六七年，打了很多次仗，杀了很多的人，这是违反当时人民愿望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前后情况是不同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并具体提到曹操“围而后降者不赦”的规定，认为这是曹操“希望战争早点结束，用以威胁坚守的人”而采取的举措。吴晗认为：“杀人好不好？当然不好，但具体说就有着不同的情况。古时候打仗用刀枪弓箭，不杀掉对方的人打不了胜仗，因此在战争中总是要杀人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屠城行为则是另一回事。”吴晗还认为，曹操杀孔融、杨修“杀的是政敌”，是为了“打击名门大族”，如果“以这些例子来责备曹操，立场站在当时名门大族这一面去了”。在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问题上，吴晗持有与郭沫若相似的看法，郑天挺也认为此事“不可信的成分比较多”。
对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如何评价的问题。王昆仑认为，舞台上的曹操以白脸奸雄的形象出现，这与正统主义的宣传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是后世人民的选择。李宗白认为曹操在历史上可称为英雄，但他也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戏曲艺术扩大曹操坏的一面，抹煞好的一面，是不公平的，认为对舞台上的曹操也应给予公平的估价，还他的本来面目。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也有非议，郭沫若认为：“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翦伯赞也认为《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不少人不同意将小说戏剧中的曹操形象同历史上的曹操混为一谈，因为历史科学和历史小说、历史戏剧是既有联系又性质各别的；小说戏剧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也不存在“歪曲”的问题，比如《三国演义》就还兼顾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在表现其恶德劣行的同时，也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能；更不同意对旧有的三国戏进行改编，“用历史上的曹操来纠正舞台上的曹操”。郭沫若希望能有人用新观点根据历史真实性对曹操形象进行新的塑造，达到新戏旧戏共存，以听取人民选择的目的。吴晗认为：“历史人物的讨论不应该和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旧戏中的曹操戏照样可以演。某些已经定型的曹操戏最好不改，而且，与其改也，毋宁新编，历史题材多得很，何必专从改旧戏打主意呢？”
此外，讨论还涉及了曹操的用人政策、应如何评价曹操和其他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被否定和被塑造成一个“大白花脸”的原因等问题。总的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个方面的人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评论了曹操，研究了曹操。在这之前，曹操还不曾这样被众多的人们“全方位”地评论过和研究过，甚至还没有一个学术问题像曹操这样被众多的人们所关注过，这也算是曹操所获得的“殊荣”吧。曹操之所以这样被众多的人们所关注，用吴晗的话来说，是由于“他的方面多，成就大，缺点也多”，因此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去了解”，各人的看法也就往往不一致。也就是说，这是由曹操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造成的。这次讨论，吸引了更多的人们来关注曹操和研究曹操，曹操的“知名度”因而更高了，影响也更大了。通过讨论，人们认真研究了史料，学习了理论，对曹操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正确、更深入的认识，有些“不明确的问题逐渐明确了，有些不了解的问题了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纠正了，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更端正了”（吴晗语）。特别是因偏爱《三国演义》和三国戏而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所产生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廓清，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更多人们的肯定，不少人承认曹操是汉末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他当然“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但就曹操整个事业来说，却是功大于过”（吴晗语）。有人还将曹操和历来备受尊崇的诸葛亮作了对比，认为“在三国时，曹操与诸葛亮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就私人道德品质某些方面来看，诸葛亮比曹操好，但是就平生事业客观上对于人民利益与经济文化发展的贡献来看，诸葛亮是不如曹操的”，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肯定曹操是我国历史中一位杰出的人物”（缪钺语）。
当然，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意见，或把曹操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或把曹操说成是完美无缺的英雄，全盘肯定，还有人把舞台上的曹操和历史上的曹操混为一谈，显然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合适的。另外，在讨论中提出的“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也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是有褒有贬、有毁有誉的，并不是一概骂倒，即使是小说戏剧中的曹操也不是一团漆黑，没有一点亮色，因此“翻案”之说是难以成立的，至少是不够严谨的。当然，如按郑天挺的说法：“新结论和过去不同的固然是翻案，新结论和过去相同的，由于本质上有了变化，又何尝不是翻案。”则“翻案”一说，也不是绝无存在的理由的。
曹操评论掀起的第二个热潮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所煽起的“评法批儒”的逆流中，曹操被推尊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三国演义》和三国戏中的曹操形象遭到前所未有的毁谤，一概被污蔑为“尊儒反法的反动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被扭曲了的运动，虽然不能说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是被“四人帮”所煽动的和利用的，都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但就总体而言，这不是一场科学的讨论，更不是一场纯学术的讨论，其大方向是错误的，是为“四人帮”所推行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讨论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混淆了视听，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是在真正的意义上被歪曲了，虽然他的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许多严谨的学者在这一场讨论中保持了沉默，或尽量采取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曹操的声名虽然煊赫一时，但人们心目中的曹操还是那个既有长处也有短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既有可爱之处也有可憎之处的曹操。在这方面，应当说1959年所开展的那一场讨论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场讨论使人们比较正确、也比较深入地认识了曹操，这种认识不是一场非科学的、反科学的讨论在仓猝之间就能轻易地加以改变的。当然，不少对历史缺乏研究的人，难免不被搞得晕头转向，难免不因此而对曹操及《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从这个角度说，这场讨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消极的、有害的。
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随着思想路线的逐步端正，曹操评论逐渐回到正确的轨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曹操评论虽未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热潮，但曹操仍是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有关评论不绝如缕，并曾一再在局部范围内掀起热潮。1983年5月，在曹操的故乡安徽亳县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88年11月，在汉魏故都河南许昌举办了全国第二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91年4月，在河北邯郸举办了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讨论会。1993年5月，又在安徽亳州举办了全国“三曹”学术研讨会。这些讨论会虽并不专门讨论曹操，但因曹操在建安文坛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所以曹操仍是人们所讨论的一个重心。这些讨论往往能够反映出一个时期以来曹操研究所达到的新水平，同时又将曹操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讨论虽然往往偏重于探讨曹操在文学方面的建树和特色，但同时也涉及了曹操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涉及了曹操的思想、性格和作风，涉及了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参加者除古典文学研究者外，还有历史、哲学、军事科学等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除了几次学术讨论会之外，对曹操的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从未间断过，不同专业的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研究曹操的文章时时见诸各地报刊。与此同时，海外的汉学家也时时把曹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发表了不少有见地的研究论著。
俗有“盖棺论定”一说，对于曹操来说（实际上决不仅仅是曹操，不过曹操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些就是了），“盖棺”是远远没有“论定”的，一千多年来曹操评论所经历的风雨和曲折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看上去不是那样“一目了然”，就像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所说的那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像一座岭，侧看又像一座峰，从不同的角度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看不到庐山的本来模样和整体形象，这在客观上给评论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和复杂性。不同时代和不同年龄、经历、修养、职业、思想、性格、志趣以及怀着不同目的的人们在观察和评论曹操时所采取的角度、方法和得出的认识、结论也往往不同，即使是根据同一史料研究同一问题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和结论，这研究主体的不同，又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曹操研究的复杂性。这些，或者就是千余年来对曹操议论纷坛、莫衷一是的最基本的原因吧。
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在评论中既从固有的历史事实出发，同时又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作出审视和判断。既要全面地看待曹操（不是只看某一方面，更不是只看其某一点），又要注意把握其主流和大节，看其所作所为是否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从这一立场出发，曹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为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曹操统一了北方。董卓之乱后，中原一带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人民流离死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如不加以阻遏，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将出现“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也就是说，国家将陷于四分五裂，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曹操凭藉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逐一扫平群雄，终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北方重新归于统一，这个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为了实现、维护和巩固北方的统一，曹操亲率大军讨平乌桓，这个举措也是值得肯定的。当时乌桓虽还构不成对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但它结纳袁氏残余势力，一再骚扰边境，如不下决心加以讨平，北方边境地区就将从此无有宁日，曹操的后方就将难以巩固，进一步南征、西征就会有后顾之忧。从长远来说，一个敌对的乌桓未必就不会成为中原地区的隐患，为了不致养痈遗患，及时加以处置是完全必要的。
曹操统一北方后，进一步想统一江南和西蜀，这个想法也是积极的，北方的统一并不等于全中国的统一，为了实现全中国的统一，在统一北方之后积极谋取江南和西蜀，这正是统一大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曹操统一北方后就安于现状，不再谋求发展，那他就决不会是一个雄主，至多是比北方的其他割据者稍微强一些罢了。当然，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诸多原因，曹操统一江南和西蜀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这只能是他个人的一个悲剧，也是当时时代的一个悲剧，这给曹操的一生事业和雄图大略增添了一抹悲壮可悯的色彩，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却是包含着积极的内涵的。
江南的孙权和西蜀的刘备、诸葛亮等也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们在统治江南和西蜀期间，对扫平境内的地方割据势力，对廓清政治、发展生产和安定人民生活，也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也都想进一步统一全国，特别是诸葛亮，在有生之年一再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能说统一全国是曹操的专利，他打算统一全国是积极的，别人打算统一全国就不是积极的。他们可以平等地竞争，谁有能力最后统一全国，谁在历史上就是最有作为的英雄。可惜的是，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刘备和诸葛亮，他们都没有能力最后统一全国。但就已经取得的业绩而论，曹操是比孙权、刘备和诸葛亮更为杰出的。汉末大乱主要发生在中原，在大乱初期最有实力的割据势力也都分布在中原，曹操是在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恶仗之后最后才实现了北方的统一的。相比之下，孙权的平定江南，刘备、诸葛亮的平定西蜀就要容易得多，他们后来能与曹操抗衡，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山川的险阻，不是说他们个人的能力或辖区的实力就真正达到了堪与曹操匹敌的地步。自先秦以迄汉魏，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重心一直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盛衰对于中华民族的兴亡关系甚巨，削平中原地区的战乱，实现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显得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说，曹操在统一大业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孙权、刘备和诸葛亮更加值得肯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是值得肯定的。比如曹操抑制豪强在当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东汉以来，豪强地主操纵政治，兼并土地，鱼肉人民，不仅普通百姓不敢得罪他们，就是一般官僚乃至皇帝也是奈何他们不得，甚至要加以迁就和回护的。曹操敢于抑制豪强，这对于廓清政治、清除统一北方的障碍、减轻人民负担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又比如曹操实施屯田，在当时情况下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对于解决人民流离死亡的问题、对解决“强兵足食”的问题也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屯田制对农民的剥削确实是重的，但北宋时的官田也是对半分或四六分，两相比较，曹操的剥削并不显得更重，何况曹操正处在一个兵荒马乱的非常时期。既要解决紧迫的军粮问题和土地大片荒芜、人民流离死亡的问题，又要让屯田农民过得比较宽裕一些，这样要求是脱离曹操当时所处的历史实际的。再比如曹操强调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而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于政治的垄断，使具备才能但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了参与政治、发挥才智的机会，并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进程；强调以法治军，赏罚严明，从而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对于改良政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强调节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东汉以来盛行的奢侈歪风，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政治；这些措施也都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曹操“尚通脱”，即在思想上比较解放，这在当时思想界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评论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说的“异端”思想，主要指与“孔教”即儒学相对立的名、法、兵、道、墨等家的思想，其中包括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外来的思想”，主要指从东汉开始输入的佛教思想。汉代自武帝结束百家论争后，儒学定于一尊，而这时的儒学已非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它一方面揉进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和谶纬符命的怪论，成为一种神学迷信；另一方面，两汉统治者又大大扩展了孔子学说中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竭力推行封建礼教。神学迷信与封建礼教，成为桎梏人们思想的两座监牢。黄巾起义冲垮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为这个秩序服务的神学迷信与封建礼教随之出现衰颓之势。曹操顺应这一形势，不仅自己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从神学迷信和封建礼教中解脱了出来，而且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使建安时代出现了一个思想较为解放和活跃的局面。曹操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是不应抹煞的。
在文学方面，曹操是建安文坛的开山人物和领袖。两汉文学为经学思想所束缚，内容上强调宗经，形式上辞赋独盛，表现上重视摹拟，文学家自身的地位也受到轻视。曹操大力网罗文学人才，提高文学家的地位，尊重他们的创作才能和创作个性，注意保护他们的创作积极性。在创作上，注意革除两汉文人文学形式主义的锢弊，使文学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汉文人被“俳优畜之”、文学被视作经学的附庸、文人创作比较冷落而又千篇一律的局面。曹操又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创作在内容上能够摆脱经学思想的束缚，以动乱现实、民生疾苦、所经所历、所感所叹作为表现对象；在形式上给四言诗注进新生命，把五言诗推向最高峰，从而为古诗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特别是曹操一反两汉文人对乐府民歌冷漠轻贱的态度，认真从中吸取营养，但又不拘泥于古人古事而以乐府题目自作诗，从而掀起了一个写作乐府诗的热潮。曹操大量别开生面的散文，也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总之，建安文学能够在短期内趋于繁荣，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风貌，从而在文学史上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和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曹操在其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功绩是值得予以充分肯定的。
总之，曹操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所创建的业绩是不朽的、光辉的。当然，曹操也决不是一个完人，他一生犯过不少错误，甚至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就是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充分暴露了曹操的地主阶级立场，证明他所代表、所追求的根本利益是同劳动人民完全对立的。他所建立的功绩，归根结底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所建立的功绩。曹操的另一个罪过，就是杀人太多。曹操在镇压黄巾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平定敌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在镇压刘氏王室势力、内部反叛势力和不同政见者的过程中，乃至在日常生活中，都曾一再杀人，在不少情况下甚至是大量地杀人。有些人是非杀不可的，有些人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杀的，但其中确也有一些人是不该杀、不用杀的。曹操杀人总爱搞扩大化，唯恐不能把对手斩草除根。严于执法固然不错，但往往因执法过严而冤杀了不少人。还有仅凭一时的好恶而滥杀人的情况。这些，反映了曹操性格中残忍忌刻的一面，是不能加以回护和宽恕的。当然，对于具体的事件还须结合当时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笼统否定。此外，还须看到，曹操的罪过与他的功绩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的，指出和批判曹操的罪过，是不应当影响对其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的评价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曹操所代表的时代和曹操所建树的功绩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凡是在过去时代做过符合人民愿望的事情、对推动历史发展做出过一定贡献的人们，我们都不应当忘记。曹操作为一个经历丰富、性格鲜明而多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将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曹操所建树的功绩，也将在历史上永远留下辉煌的一页，赢得人们无尽的缅怀和称颂。</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