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最喜欢看花，她是家里那个负责跑来跑去给他们倒水的小孩。

他们一起在疗养院的草坪上晒太阳，父亲蹲下身替她系鞋带，母亲笑着说：“下次换你给爸爸系。”

她把这句话当成了某种仪式感，从那以后每次父亲回家，她都特意站在门口，等着他弯腰，她再抢着去系。

另一个冬天，她发高烧，父亲坐在床边整夜没走，她握着他的手睡着了。后来她才知道，那天本是他“飞香港谈合作”的日程。

爸爸的朋友也总是调侃父亲是个妻奴，女儿奴。

小时候，她觉得父亲说一句话，天都能为她变晴。现在，她只觉得那些天的阳光，是提前预设好的舞台灯。

她活在那个灯光里太久了，以至于从未想过——不是光照不到别的地方，而是别人根本没有她的舞台。

舞台太过于精美绝伦，以至于她忽视了一些细节，比如她看到父亲手机里有一个从没备注名字、却总在半夜来信息的联系人。

她从不问，也从不管。

她笑了，轻轻地，像是嘲讽那个“自以为知情”的自己。

门外有人敲门，语气很小心：

“小姐，那间客房原先您堆放的一些小物件已经打包了，请问是搬去更衣间还是……”

江瑾没答话。

隔了几秒，她说：

“放走廊”

她没开门，也没再多说一句。

猫安静地窝在她怀里，窗外天色暗下来。

而她，就那样坐在光影的尽头，安静又彻底地，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抽离了几分钟。

第二天清晨，面色黯淡的江瑾吩咐保姆扔掉昨天她挑捡剩下的放在走廊的箱子。